文體娛樂小說古代文體分類古代三種應用類文體

　　申霞艷，湖南人，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古代文體分類，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首屆廣東省簽約文學評論家，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

　　申霞艷，湖南人，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古代文體分類，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首屆廣東省簽約文學評論家，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發表論文六十多篇。

　　陳師道在《后山詩話》中寫道：“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可見，每種文體都處在相互的滲融以及“影響的焦慮”之中，大家的探索能夠博采眾長，將一種文體帶上新的臺階。中國現代小說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探索，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光是現實主義一脈，就有批判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現實主義沖擊波，一言以蔽之，“無邊的現實主義”。這一方面凸顯了現實主義頑強的生命力，也反映了它某種程度的大而無當，所指不清。

　　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之爭從未停歇，在審美形式與思想內容之爭上，中國批評大抵是內容至上的古代文體分類。繼先鋒小說探索“怎么寫”蔚然成風之后古代三種應用類文體，小說的鐘擺又重新搖到“寫什么”這一頭。大家紛紛搬出十八般武藝，最終在“以新聞為小說”這一點上達成微妙的共識，出現了一波小熱潮：比如余華的《第七天》、李佩甫的《平原客》、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賈平凹的《極花》、須一瓜的《太陽黑子》《雙眼臺風》，東西的《篡改的命》、田耳的《天體懸浮》、石一楓的《心靈外史》《世間已無陳金芳》等等。這批小說題材各異：從上層到社會底層，從冤假錯案到集資無奇不有，有的叫好又叫座，也有的遭遇了廣泛的批評，無論如何在影響力方面堪稱成功。索引的話古代三種應用類文體，這批小說涉及了近些年諸多新聞原型，能夠比較清晰地復現這個消費時代的紛繁劇變。

　　“以新聞為小說”中的新聞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新聞，可能是身邊發生的真人真事，也可能是道聽途說或者的談資，此處新聞更切近“新近聽聞”的字面意思。“以新聞為小說”是社會與個人雙向互動的結果。從社會發展來說，我們無法忽視自己正在進入“微時代”，“微”既指微信這種媒介方式，更指時間的碎片化、精神的微小化。在這個時代，新聞的傳播已經由天為單位變成隨時發布，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新聞與關心明星外遇的娛樂八卦共存，得到新聞或者拼圖的假新聞是如此便捷，足不出戶而“知”天下。生活其中的作家時刻都在接受曇花一現的新聞的轟炸古代三種應用類文體，這給殫精竭慮想要創新的小說家提供了素材之便。小說家有意識地選擇新聞事件來建構小說，既是對當下純文學疲軟現狀的反撥，也是與以量取勝的網絡文學爭奪青年讀者的努力。

　　新聞出自變動不居的社會生活，之所以“新”是因為它本身與我們的傳統觀念有所出入文體娛樂小說，新聞當事人的行為、心理、意識正在挑戰我們的舊秩序，在這一點上與小說創新異曲同工古代三種應用類文體。然二者旨趣不同：盡管人事并稱，但小說呈現的是人，大寫的是人的內部，新聞凸顯的是事，是外在的事。小說可以挪用新聞的外衣但不能挪用新聞的心靈，否則只能像報紙一樣看后即棄古代三種應用類文體。小說要讓新聞生出雙翼飛向它不曾抵達的疆域——事件之外的寸心之間，并尋求廣大受眾的心靈回應。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即是一個成功的典范，在托翁醞釀愛情題材之際聽聞有位鄰近的農婦，這個事件側面刺激了作家對主角的構思。不能說這是因果關系，最多只是催化劑促進化學反應的發生。新聞轉瞬即逝，能促成好小說的并不多見，核心還在作家的轉化力，不同類型的作家敏感度不同，吸收和反哺能力也不一樣。

　　余華的《第七天》出來后被喻為“新聞串串燒”，敘事人七天里的見聞映射了諸多重大而荒誕的社會事件，可是作家融匯新聞、提煉時代精神的能力尚有欠缺，材料彼此之間未能成功地發生化學反應，點題句“死無葬身之地”夠機巧卻不堪負重，只適合抖包袱供小段子用。劉震云的《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在融化提煉新聞事件方面顯示了良好的吐故納新的能力，小說涉及的每一位人物、每一個大情節乃至小細節，我們都似曾相識，在電視報刊和新媒體、朋友圈上見過，但作家以極為荒誕、貌似巧合的方式將四個分屬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八竿子打不著的人——農村姑娘牛小麗、副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局長楊開拓、剛剛提拔的市環保局副局長馬忠誠——連接成一張四角向整個人生輻射的網，陌生感就誕生在這天羅地網中。在當社會科學家大談中國社會的“斷裂”之時，劉震云發現社會隱秘處的粘連，上層和底層依然在同一艘船上，而且上層一不留神可能就會墜入底層。作家的整體觀讓那些不過爾爾的細節慢慢綻放出信服力，本來是消遣性的突然就進入了沉思。單個的新聞是突發事件，是例外，而小說則是由時代必然性分泌出來的精神之花。賈平凹的《極花》本為展現對鄉村性別失衡導致人倫秩序崩潰的憂思，但恰恰一不留神泄露了作家本人陳舊不堪的男權價值觀，不經現代洗禮的作家很難提供小說的超前性。

　　再來看看蔚為壯觀的案件小說，套用科幻小說的軟硬之分，當政法記者的須一瓜是寫硬破案的，從《淡綠色的月亮》到《雙眼臺風》顯示出她對案件的來龍去脈從迂回婉轉到正面強攻，她汲取了類型小說的敘事速度，像臺風一般快速推進，同時動用了記者的采訪功力來夯實細節，不留破綻，長篇容易顧此失彼，情節的戲劇化難免伴隨著人物類型化痕跡。擔任過的阿乙卻是寫軟破案的，由于身體欠佳的緣故不大適合創作長篇，他接受的是加繆《局外人》的路數，冷眼旁觀。石一楓經過諸多探求之后重申“不問鬼神問蒼生”的現實主義精神，對于案件他繞道而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借命而生》將筆鋒一轉寫出了多年追捕過程中底層干警和逃犯的共同命運。東西的《篡改的命》借用了影視的表現手法，為突出掉包后命運的天上地下用力過猛。雙雪濤也對案件外殼情有獨鐘古代文體分類，但內核是“北方化為烏有”古代三種應用類文體，他試圖以輕盈的故事表述故鄉淪陷的沉重話題。

　　憑中篇《一個人張燈結彩》亮相的田耳也持續走在偵破推理的道路上，將好些事件敷衍成扣人心弦的小說，他遇到難題立即百度，并將搜索得來的消息挪移到小說中，這也是指涉時代真實的一種手法但不宜故技重施。在中篇《一天》發表后，他明確表達了寫作轉向：“寫了近二十年，一直朝著精致與工巧發力文體娛樂小說，我累。我承認寫作如人生必有四季的變遷古代文體分類，現在我寧愿寫得粗糙一些，一如我們的生活本身粗糙……我確信自己以后要進一步扎進生活，有效地將自身的熱情融入其中，細細觀看它原本的質地和結構，遵從它自在自為渾然一體的章法。”田耳所謂的粗糙和石一楓關心蒼生的表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漫長的寫作探索之后，作家重新信奉生活的深厚、大地的宏闊和現實的博大。

　　職業小說家難免會碰到一個素材瓶頸問題，閉門造車早已飽受詬病，消費時代的現實卻令人目不暇接。新聞固然可以部分地為小說提供能源和熱量，但是反映現實只是小說的維度之一。小說的首要任務是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絕不能僅僅復制現實，生活表象五光十色、千變萬化，小說家仍須聚焦于人的心靈與情感在變與常之間的反復位移。語言的風格化和思想的超越性依然是每位作家需要不斷錘煉的，構成小說獨特辨識度的永遠是文本背后這位活生生的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