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歲老電影放映員：40年前為鄉村打開光影世界(圖新聞簡報模板

自此之后，直到20世紀80年代，包括李小龍、成龍等演繹的港臺動作片陸續解封，而隨著電視的普及，田間地頭放映的鄉村電影，和它的放映員程可忠，也完成了自己的歷史。

程可忠不時下意識地摸摸——那里面有三個金屬支架，為了防止引發其它病癥，每月的醫藥費就要1000多元，而目前服務員的工資每月也只有2000元。隨著天氣轉暖，附近溫泉的生意也進入淡季，身體多處不適的程可忠準備這個月做完就從賓館離開。

全國范圍內，老放映員遇到類似養老難題的，并非孤例。程可忠說，放電影時，最偏遠的一個小村子，只有4戶人家，但是根據要求，每年也至少要去放映2次。在一鎮之內，沒有一個地方被他們遺漏。當電視、手機日益成為觀看電影的主要方式，當電影放映員和那些影片成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當歲月流逝，劉小伙成為劉大叔，吳大姐變成吳奶奶，當越來越多的農村人來到城市，走進電影院，這些觀影群體最初的啟蒙者，老放映員們本身卻面臨著被“遺漏”的。

就惠州來說，電影反映尺度的進一步放開，得從一個夜晚講起。

由于設備和人員稀缺，電影放映只能采取各村輪流的形式，平均每兩個月才能輪到一次。每個輪到的村莊，把它看成難得的節日，往往是村支書親自迎送，村民們殺雞宰鴨，慰勞放映員。程可忠和他的搭檔，是那個年代的鄉村最受歡迎的人。除了安排之外，但凡結婚、生娃，村民們也往往主動邀請。由于太受歡迎，電影放映前都會召開村民大會，“再沒有其它時間，村民可以到得那么齊整的，可不得好好利用機會。”程可忠笑道。

“我是看著你放的電影長大的。”只有當村民們這樣和他打招呼時，他才感到滿足。在村里巡回放映電影的時光，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時刻。

南方日報記者 王彪

在鄉村里放電影，要艱苦得多。放映機、發電機、加在一起，每個放映員的自行車上都要負重50多公斤。找到開闊地之后，如果沒有適當的樹木，還要臨時立上兩根柱子。等這些都安排妥當，在村民家接受款待之后，就要調試機器準備放映。一個可以放半個小時，一部2個小時的《渡江偵察記》就要4個片。換片需要1分鐘左右，正是孩子們的“尿點”，兩個人輪流負責換片，如此幾輪，一個晚上要放上2部。

帶給村民最初的電影記憶

62歲的程可忠，這輩子過得并不輕松。失學、放牛、做工，20多年的放映員生涯后，外出闖蕩無果，多次進行大手術后經濟困窘，只能委身于一個賓館做服務員，現如今，更時常為了自己耽擱多年的社保問題來回奔波。

程可忠和搭檔正忙著把幕布吊起來，擺好16mm放映機，放入。伴隨著機器“吱吱呀呀”的轉動，喧鬧的打谷場，逐漸安靜。就在這深沉的夜色中，幕布突如一道柔和的閃電，瞬間點亮。

1977年，春節之后，全市的電影放映員在馬安鎮黨校統一接受集訓。一天晚上，聽到消息的群眾紛紛趕來，要求放《劉三姐》。由于該片尚未通過審批，程可忠在內的放映員不敢擅作主張，最后放的是村民已經耳熟能詳的《地道戰》。等群眾看完散去，心里癢癢的大家，偷偷起來放映《劉三姐》——這是程可忠們首次在大銀幕上看到愛情片。片子從半夜3時開始，看完之后不過癮，接著放情節更加緊湊的《大浪淘沙》，直到清晨，一夜無眠。

眼下，最讓程可忠掛心的，是從鎮文化站離開后就沒有領取過社保。根據他提供的一份通知，廣東省曾在2012年7月，要求各地對老放映員造冊登記，計算工齡。然而，之后，該項工作并無下文。程可忠的女兒告訴記者，就在今年過年前，市文廣新局的負責人曾表示，將盡力讓老放映員滿意，但問題的最終解決，需要協調財政局，人社局一起制定方案。她希望其他老放映員能與她取得聯系，共同協助加快補貼政策的落實。

原標題：62歲老電影放映員:40年前為鄉村打開光影世界(圖)

如今，放映員們老了，農村電影的啟蒙時代也過去了。對于村民來說，孩童時期，觀看槍戰片之后到幕布后面四處摸索，想要撿拾彈殼的奇特經歷，也慢慢從記憶中消退了。但對于程可忠自己來說，生活還要繼續。

40多年前的橫瀝鎮黃沙洞村，暮色，暑氣消退，打谷場上卻逐漸熱鬧起來。劉小伙早早地在場上等著；吳大姐提早做飯，來不及品嘗味道就背著女兒，提著小板凳往打谷場趕。掌燈時分，越來越多的村民不斷到來，寬敞的打谷場也變得有些擁擠。

1984年開始，程可忠到橫瀝鎮文化站室，負責放。相對于放電影，這項工作可以稱得上輕松。不用四處奔波，一臺電視機、一臺機，只要把帶插入，按下播放開關，工作便完成。

老放映員養老難題

一個與尋常鄉村生活迥異的光影世界，就此打開。

橫瀝鎮村民，但凡上了歲數的，都記得多年前村里放映電影的情景。

那是1973年3月，春節剛過，程可忠參加了一次關于電影放映的培訓。從此之后，便成為橫瀝鎮的2名電影放映員之一，工資是每個月33元。

同年7月，李小龍早逝，雖然其聲名已遠播，但其功夫片如何能到離他祖籍不遠的惠州鄉村，在當時仍不可想象。《紅燈記》、《沙家浜》等樣板戲，才是村民們最初的電影記憶，單單電影藝術本身，已經足夠讓當時的村民驚喜、渴望。

當越來越多的人走進電影院看電影，農村電影放映員完成了歷史，但程可忠自己的生活還在繼續。南方日報記者 王昌輝 攝

樣板戲一放就是4年，就在村民們逐漸失去興味的時候，更多的電影類型被引入。有趣的是，對電影藝術有了了解的村民們，也學會了對電影犀利吐槽，甚至還對各種類型的電影編了幾句順口溜。其中，“中國新聞”說的是當時的國產“電影”很少有故事片，著大量“祖國形勢一片大好”的宣傳片；“阿爾巴尼亞莫名其妙”說的是這個國家的片子由于剪輯和翻譯問題，往往上下脫節，前后矛盾；“朝鮮哭哭笑笑”講的是朝鮮電影有固定的模式，窮人在舊社會“哭”，在解放后“笑”；“越南飛機大炮”則與時局聯系更加緊密，正在越南進行的衛國戰爭，美國飛機輪番轟炸，大地一片焦土。

幾次手術，更讓程可忠的生活捉襟見肘。2003年腦出血、2013年肺部分切除、2014年腦動脈瘤，單手術費用就花了數十萬元，雖然有醫保承擔部分，經濟壓力依舊。

和此前工作相比，這算不了什么。由于家庭原因失學后，程可忠去生產隊放過牛，在水泥廠挑過黃泥，在建筑隊做過散工。和之后的經歷相比，放電影也可以說是“累并快樂著”。1994年，由于也越來越少人看，自認還算年輕的程可忠主動提出離職，下海闖蕩。性格老實的他，運氣也不好，買了一輛二手東風貨運車拉土，結果老是收不到錢。好不容易聯系到一樁生意，包工頭因為欠款半夜跑了，等他去找，連磚石都早已被其他債主搬運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