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胡啟明：工具與之間——網絡媒介意識形態的日常生活化轉向研究

　　伴隨云計算、大數據、傳感技術等網絡傳媒技術的迅猛發展，意識形態內容及模式發生了極大變化，研究網絡傳媒技術下的意識形態成為當下一個研究熱點。但目前學界很少甚至忽略了對網絡傳媒技術本身的深刻特質進行探索，在學理上缺乏深入辨析意識形態的網絡傳媒技術與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網絡傳媒的區別，只有在厘清這個難點以及對網絡媒介意識形態的后現代背景進行解讀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更深入、客觀地理解其轉向。

　　伴隨云計算、大數據、傳感技術等網絡傳媒技術的迅猛發展，意識形態內容及模式發生了極大變化，研究網絡傳媒技術下的意識形態成為當下一個研究熱點。但目前學界很少甚至忽略了對網絡傳媒技術本身的深刻特質進行探索，在學理上缺乏深入辨析意識形態的網絡傳媒技術與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網絡傳媒的區別，只有在厘清這個難點以及對網絡媒介意識形態的后現代背景進行解讀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更深入、客觀地理解其轉向。

　　網絡傳媒技術作為社會生活當中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重要實踐媒介，其提供信息生產與效率的手段、技藝、知識不斷革新。如何運用網絡傳媒技術進行意識形態，首先要弄清楚這個基本事實：網絡傳媒技術本身是不是意識形態？

　　以研究見長的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馬爾庫塞認為，在現代社會，只要使用技術，哪怕是當成基本的應用，在現實社會也已經構對人的方式的基礎。“技術對現存事物的主義使它們自身成為工具，成為意識形態。” 按照這個邏輯，媒介技術要達成意識形態或控制，有兩個：要么成為意識形態的工具，要么最終本身成為意識形態（媒介即是意識形態）。霍克海默、阿多諾在《啟蒙》中甚至認為：“電影和不再需要作為藝術……連它有意制造出來的廢品，甚至也被認為是意識形態。”技術外化為媒介，或者說媒介取得了技術的代言權。媒介通過“工具”悄無聲息地消除了個體的本能，實現了技術的意識形態。

　　在“文化工業”的現代社會，媒介技術由此取得了意識形態的性，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媒介具備實踐意識形態職能，可以成為直接的生產力，并日益成為社會意識形態。

　　法蘭克福學派對媒介即意識形態的理論推導抽象而又“化”，但它卻難以驗證，把媒介塑造成意識形態，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并把社會的弊病歸結為媒介或者技術本身。那么，媒介技術就是意識形態嗎？媒介技術到底為何物？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提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因此，有必要立足于馬克思技術本質觀的實踐哲學來解讀該疑問。法國哲學家庫斯塔·阿克斯勞斯在《卡爾·馬克思思想中的異化、實踐和技術》中不無深意地指出：馬克思思想關鍵點之一就在于其對技術的深入透徹的把握。馬克思敏銳地捕捉到了“技術”這一影響社會巨變的核心要素。技術是由人的和發展需要所引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實踐活動，技術問題在生產活動過程中產生。技術是一種生產力，它不僅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見，技術在馬克思實踐哲學中，在人類的現實生活層面，是與生產勞動實踐緊密聯系的。根據馬克思的技術實踐哲學我們可以認知，作為生產力的技術（包括媒介技術）與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不能等同。法蘭克福學派看到了強大的媒介工業對社會控制的一面，但他們對媒介即意識形態的論述過于強調媒介技術的性，最終了技術決，與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相。

　　總之，從唯物主義的實踐角度考察媒介技術，可以認為媒介技術（包括網絡傳媒技術）是社會實踐活動的一種工具，本身帶有強烈的文化或意識形態傾向，即社會屬性。應用媒介技術背后蘊含著具體的以及意識形態。

　　后現代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左右濫觴于國家的一種泛文化。后現代主義表現為一種極強的對現代文化消解、的文化形態。后現代與當今的網絡社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特別是與自時代的網絡傳媒緊密相連，都展現出去中心化、對統一性和同一性消解的特質：自等新興媒介的涌現對技術中心的，打破了意識形態的技術中心壟斷，實現了技術分散化；網絡媒介對傳統的意識形態組織、機構的消解，使“把關人”控制信息的權威受到挑戰，去中心化的社交網絡日益興盛；網絡媒介對傳統意識形態語言及文本的，意識形態進行話語轉換。

　　此外，網絡媒介意識形態的社會發展宏觀背景進入了后現代的大眾傳媒社會。鮑爾德溫持有這種觀點：“后現代性可以指這樣的社會：它仍然包含著某些現代（不是傳統的）的面貌，但是已經為大眾傳媒或消費增添或了重要的作用。”大眾傳媒的社會和消費盛行的社會就是鮑氏所定義的后現代社會。

　　湯普森認為，文化是作為一種意義形式出現的，主要體現于各種語言或者行動等具體的象征形式之上，也就是通過象征形式表達意義特征。新的崛起改變了“象征形式”在四大核心流程“生產、分配、消費、交換”的流轉模式，使得意識形態第一次涌現為群眾現象，大眾傳媒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作為普通人來說，這就是他們與國家意志等關系的社會背景。網絡媒介浸入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象征。意識形態已從領域向文化領域深化。

　　媒介意識形態的社會發展宏觀背景進入了后現代的符號生產和消費的社會。正如鮑德里亞所言：“當代電子媒介社會完全是一個模擬的符號社會，它是一個類象的新時代。”技術進步和生產的發展不僅使當今社會從一個注產的社會慢慢過渡到消費社會，更是使其成為一個以把符號的生產和消費定格為核心的社會。符號意義的生成是其中運作邏輯的核心環節，意識形態控制通過符號消費得以完成。

　　個體的想象力和文化自覺逐步退化，造成消費者的集體無意識。大眾成了被信息所俘獲的奴隸，首先是了的主體性，只有通過消費，才能獲得存在及符號的意義。在“普遍，不是個別，是集體無意識，不是個別無意識”的場景中，編碼得以實現，意識形態的意義結構得到構建。

　　法蘭克福學派“媒介即意識形態”的論斷以及網絡媒介的意識形態的后現代背景解讀實質上是建立在工業社會后期，文化工業強大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個體和社會陷入到媒介化的境況之下，通過對社會學的和反思基礎之上建立的。

　　法蘭克福學派把研究目光投向了社會實踐領域，認為通過消費、媒介技術、大眾文化的隱役，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覺地接受意識形態的輸入。

　　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和個體生產的消費品很多具有文化符號的意義，某些消費品的文化符號甚至與國家的價值基礎、導向互為支撐。網絡媒介的無孔不入，使得意識形態從狹隘的領域進一步轉向更為隱秘和廣闊的日常生活空間。日常生活與、藝術、教等有了更多重疊，日常生活的個人私人領域與公共生活領域也有了更多交集，但意識形態文化的高度專業化和技術化與日常生活是有距離的，這導致私人參與公共事務實際上處于匱乏的狀態，普通人對于公共參與的鴻溝只是表面上得以克服，意識形態在所謂的公共領域通過工具和程序規制得到合的認可，現代技術和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了意識形態無意識的實現。

　　同時，網絡媒介意識形態進入“生活化”的符號消費，在市場經濟中推波助瀾，與消費文化一起“制造出與現存的價值觀、體制、和實踐相一致的思維和行為”。符號消費意味著符號本身作為一個系統所具有的系統性力量，能夠對個體或社會產生影響和操控，主流階層（占地位的階層）通過媒介鼓吹、塑造商品符號（賦予其意義、象征、身份、品位、個性），最終使得商品不再是單純的、具體的物，而成為某種價值符號，以各種外在話語、圖像表征來體現種族、階級等意識形態，消費符號背后支撐的是嚴密的社會層級。電子媒介造就了景觀社會，最終使自身也異化為消費符號，個體在無意識中陷入一種深層的，這種不僅體現于人的心靈層面，也體現在意識形態的文化層面。

　　總之，網絡媒介意識形態有了“日常生活化”的轉向，需要我們充分認識網絡媒介技術， 在工具和之間找到意識形態“生活化”的平衡點，從理論上做好研究和解讀，提升我國意識形態的理論研究和建設水平，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

　　（作者單位：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廣西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03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顏兵/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