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說的文體駢體文讀音文體局主要工作紀實是什么文體

　　吳中勝?贛南師范大學教授，江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贛南師范大學分中心研究員，全國優秀教師、江西省“雙千計劃”人選、江西省百千萬工程人選、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常務理事

　　吳中勝 贛南師范大學教授，江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贛南師范大學分中心研究員，全國優秀教師、江西省“雙千計劃”人選、江西省百千萬工程人選、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常務理事。

　　“家訓”是指家庭內部的規訓，即父祖對子孫、家長對家人、族長對族人的直接訓示、親自教誨，也包括兄長對弟、妹的勸勉，夫妻之間的囑托等。在我國古代，作為一種家庭教育的形式，它是維系和發展一個家庭不可或缺的精神紐帶。

　　《說文解字》：“訓，說教也。”可見，“訓”是一種行為方式，具體來說是一種說教授道的行為。追溯“訓”體之源，其最早被命名為文體，應是出現于《尚書》之中。《尚書》是堯至周期間政事言辭之匯編。孔安國撰《尚書序》中提到：“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文選》卷四十五），即指《尚書》中的六種“各司其職”的文體。作為“尚書六體”之一，最初的“訓”也是依傍而生。這是“政事之訓”，記載著有關執政規律的訓誡，有君主對王位繼任者和臣下的訓示，也有臣子對君主的規勸。隨著社會的發展，“訓”體大致經歷從“政事之訓”到“家教之訓”的轉變，同時在與其他文體的互滲過程中駢體文讀音，其內涵邊界不斷擴大。

　　基于“訓”在廣義上的說教之義，那些以說教訓誡為主要內容的文章皆可被看作是“訓”體文。就以《尚書》來說，其中有很多篇目雖不以“訓”為題，但就其內容來看實為“訓”體文。正如孔穎達所說：“《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

　　總的來說，不論是以“訓”為名的“訓”體文，還是雖未冠以“訓”名，但實為“訓”體的文章，都體現出“訓”作為一種上古文體的特點，在古代發揮著一定的社會功能——規訓的作用。所以“訓”作為一種文體，最初是“因事而立”，是為當時的需要服務，作為一種“王室政訓”的同時，本身也行使著一種“王室家訓”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中國傳統家訓的先河。

　　不論是先秦時期的“誥”“令”“箴”“銘”等帶訓令說教性質的文體文體局主要工作，還是之后興起的“誡”文，都在其文體的功能和性質上與“訓”體異名同功。此外還有“規”“令”等文體，也常被用在“教誡訓示”的場合之下，與“訓”體有相似功能。比如“令”最初也是發源于上的詔令文，是一種古代的應用文體。《文心雕龍·詔策篇》說：“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劉勰認為告誡的文辭，就是詔令中最為切實的一種。和“訓”“誡”一樣，當“令”從“政令”延伸到家庭之中，就成為 “家令”，開始履行家庭教育的職責。而“規”本身就有“無規矩不成方圓”的規范性含義，《說文解字》：“規矩，有法度也。”就是說“規”是合乎法度的意思。吳曾祺《文體芻議》：“此體古無所師，唐人以意為之。后人每有規條、規約之目，亦是此意。”這些規條、規約其實就是一些“規勸”“規訓”等教誡、告勉之辭，在古代，“規”常常出現在家庭、書塾等地。長者對幼孩言談舉止進行規范的條約也就形成了家庭的規約——家規。“令”包含著更強的強制性意義，“規”則有更大的約束性，但作為文體，它們都和“訓”一樣，發揮著教誡告勸的社會作用，廣義上都可視為在“訓誡”體范疇之內。中國古代的文體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它不斷地發展變化文體局主要工作，而且各種文體之間又常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上文中提及的“訓”與“箴”“誡”“令”“規”等文體，產生于不同的“特定場合”，卻有相似的社會功能紀實是什么文體。在中國古代，文體的復雜多義和不確定性使文體之間的界限模糊，上述幾類文體之間就很難劃分出清晰的界線，“訓”與“箴”“誡”“令”“規”等都是具有“教誡”功能的實用文體，其實常常被視為同一種文體。

　　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城門鎮濂江書院，小學生們在聽講解員介紹有關朱熹講學的故事。謝貴明攝/光明圖片

　　傳統家訓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文化現象，它凝聚了古代中國人千百年來積累的教育觀念和人生智慧。“家訓”一詞最早出現于《后漢書·邊讓傳》：“髫齔夙孤，不盡家訓。”意為“父母的教導”，即家教。家訓根植于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土壤之中駢體文讀音，是中國人獨有的治家規范。那些蘊含其中的治家、理家和興家的智慧也是維系中國古代千千萬萬家族經久不衰的“傳家寶”。

　　寬泛地說，只要是教導子孫后輩如何修身齊家的言辭和文字都是“家訓”。像周公的《誡伯禽書》、曹操的《內戒令》、諸葛亮的《誡子書》《誡外甥書》、司馬談的《命子遷》、陶淵明的《命子》等都是“家訓”。唐、宋以后，出現大量韻文形式的家訓，如杜荀鶴的《題弟侄書堂》、陸游的《示兒》，以及邵雍的《誡子吟》《教子吟》《教勸吟》等。

　　陳振孫推崇《顏氏家訓》，在《直齋書錄解題》中稱“古今家訓以此為祖”，這是從狹義角度來說的。陳振孫的說法是有依據的，因為從家訓史來考察，《顏氏家訓》標志著中國古代傳統家訓的成熟，是歷代家教的典范。它自成一家之言，新創“家訓”文體，是第一部以“家訓”命名的訓言體著作，堪稱“家訓之祖”。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魏晉南北朝時期，家族文化興起，家族意識日漸濃厚。選官制度有重要變化，由兩漢時期的“察舉制”，變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家世門第是主要依據。人們更加重視“家風”“家聲”和“家學”。《顏氏家訓》在《教子》《治家》《風操》等章節中就談到了涵養優良家風的重要性，如《治家》：“笞怒廢于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就把治家與治國并論。《涉務》開篇就提到：“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士人君子，要能夠做一些有益于他人或社會的事情，高談闊論、紙上談兵，是愧對俸祿和官位。“家訓”是中國古人特有的治家規范，也是中國文學特有的實用文體。

　　中國自古就善于總結家族興衰的經驗和教訓：“積善之家必有馀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周易·坤·文言》）“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所以為子孫著想，要多多行善。提倡好的家風，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彖》）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許多人從封建倫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而我認為這句話更重要的內涵是說，每個人要盡自己的“職份”，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好父親應該做的事情。其他家庭成員也各盡其“職份”，這樣就“齊家”了，推而廣之，天下就太平了。《禮記·大學》：“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也是這一理路。

　　昔者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寑丘者，其地確石而名丑。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寑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淮南子·人間訓》）

　　孫叔敖是楚莊王的功臣，照理可以受封肥沃的領地，但他偏偏選擇“寑丘”文體局主要工作，那個地方多沙石、甚至地名都丑，誰都看不上。但是后來呢？選擇肥沃領地的其他功臣的后代很快都消亡了，只有孫叔敖的子孫保存下來。因為肥沃的土地大家都想得到，所以會爭斗紀實是什么文體，貧瘠的土地沒有人想得到，所以沒有性命之憂。

　　復旦大學陳正宏教授寫了一本書《血緣：〈史記〉的世家》，世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世代興盛的大家族。一些世家大族的興盛，一個家族之所以長期存在，有精神層面的構成元素，在培養優良家風方面，肯定有一些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史記·吳太伯世家》）

　　《史記》“世家”第一篇《吳太伯世家》，講了一個兄弟謙讓的故事。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朝周太王的兒子，他倆還有一個弟弟叫季歷，季歷有個兒子姬昌，很得周太王的喜歡。周太王很想把王位傳給姬昌，那就要想辦法把自己的位子先傳給季歷。太伯、仲雍看出周太王的心思，就跑到南方當時的蠻荒之地去了，讓弟弟季歷可以放心地繼承王位。后來季歷果真繼承了王位，他的兒子姬昌也繼承了王位，姬昌就是后來有名的周文王。這就是吳氏家族“德讓”的故事，后代吳氏家訓中多有“德讓”的訓辭，許多地方的吳氏家族的祖廳門楣上就有“德讓遺風”四個字。孔子曰：“太（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駢體文讀音，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論語·泰伯》）說的就是這種謙讓美德。

　　“丁丑，崔柕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柕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紀實是什么文體，崔柕曰：‘忠臣也，舍之駢體文讀音。’齊太史書曰：‘崔柕殺莊公’，崔柕殺之。其弟復書，崔柕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柕乃舍之。”（《史記·齊太公世家》）

　　齊太史三兄弟，面對篡位的權臣崔柕，齊太史堅守史官的職守，堅持寫下“崔柕殺莊公”，崔柕就把齊太史殺了。齊太史的弟弟繼任史官，又這樣寫，崔柕又把他殺了。齊太史的接著任史官，又堅持這樣寫，崔柕害怕了，只好放了他。齊家三兄弟堅守的是史官的實錄精神，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不虛美，不隱惡”（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這種實錄精神，不僅是一種史學精神，更是一種職業道德，也是人格精神。文天祥《正氣歌》中“在齊太史簡”說的就是這個典故。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成王長，能聽政。于是周公乃還政于成王，成王臨朝。”（《史記·魯周公世家》）

　　這個故事是說周武王去世之后，他的兒子周成王年紀太小。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看到這種情況，就代替周成王管理王朝事務，這就給人留下口舌。周公旦不顧天下人的流言蜚語，等周成王長大，就還政成王。這個時候天下人終于知道，周公旦是大公無私。司馬遷稱這個故事為“揖讓之禮”。（《魯周公世家》）唐代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贈君一法決狐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周公旦的這種精神，是一種擔當精神，也是一種信守諾言的品格。

　　上面所說的謙讓、盡職、守信，是古人認為立身處世堅守的基本道德規范，也是許多家族存世立教的基本信條。

　　家規家訓的目的不在于“軌物范世”，而是“整齊門內，提撕子孫”，正因為是對同宗同祖的親人們說的話，所以比較真誠，比較可信，所謂“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顏氏家訓·序致》）就拿《顏氏家訓》來說，這部書一共有20篇，有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風操、慕賢、文章、名實、涉務、省事、止足、誡兵、養生、歸心、書證、音辭、雜藝、終制等，涉及家庭內外、士人立身處世等多方面的內容。對于后世而言，在明確其固有的歷史局限的前提下，其中有許多思想內容，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

　　不要溺愛小孩：“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文體局主要工作，宜誡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古代說的文體，終為敗德。”（《顏氏家訓·教子》）

　　善擇友：“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說明“君子必慎交游焉”。（《顏氏家訓·慕賢》）

　　勸學：“自古明王圣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差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文體局主要工作，筆則才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顏氏家訓·勉學》）

　　盡忠守職：“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是“朝廷之臣”，二是“文史之臣”，三是“軍旅之臣”，四是“藩屏之臣”，五是“使命之臣”，六是“興造之臣”。“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于六途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愧耳。”（《顏氏家訓·涉務》）

　　居安思危：“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駢體文讀音，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顏氏家訓·涉務》）

　　重農務本：“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谷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茠鉏之，刈獲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駢體文讀音，而入倉稟，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顏氏家訓·涉務》）

　　守道崇德：“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主張君子之德，反對“躁競得官”。（《顏氏家訓·省事》）

　　《顏氏家訓》是我國較早的家規家訓，對族人的日常行為作了種種規范和訓導，對于人品修行的重視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如《顏氏家訓·勉學》：“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顏氏家訓·勉學》：“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紀實是什么文體，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對于“人己之學”，《顏氏家訓》更有明確的表述：

　　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顏氏家訓·勉學》）

　　有意思的是，顏之推提出，古今學者所謂的“為己”“為人”內涵指向有所不同，但無論古今，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我們“講論文章”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修身利行”。

　　盡忠報國：“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茍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戒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顏氏家訓·養生》）“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顏氏家訓·歸心》）這是忠孝難于兩全的思想，關鍵時刻主張棄孝盡忠。

　　六朝時期中原變亂，許多中原大家族舉家南遷，在思想上仍然保持著中原文化的思想觀念。《顏氏家訓》的主導思想就是傳統的中原文化。為了在相對陌生的南方生存發展下去，這些大家族特別重視對家庭成員的教育。顏之推回憶自己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家教：“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誘誨；每從兩兄，曉夕溫凊，規行矩步古代說的文體，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顏氏家訓·序致》）又如梁代蕭繹《金樓子》有“戒子篇”，收集了史上訓教子孫的一些善言名言，如合稷廟堂金人銘“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等。

　　有良好的中原文化根基，又有嚴格的家庭教育，當時許多大家族人才輩出。當時著名文學理論家劉勰就說：“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數也。”（《文心雕龍·時序篇》）劉勰說王、袁、顏、謝、何、范、張、沈等家族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家族，出現許多人才。唐代劉禹錫有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仍然有對六朝眾多家族興衰的感懷。

　　下面，集中介紹一下我們通過調查等方式搜集、整理的客家家規家訓。客家的傳統家規家訓是中國家訓文化的代表之一，蘊含著忠孝為本的家國情懷、親善睦鄰的行為規范、克勤克儉的生存智慧。

　　對于家庭，客家人重視“孝”的教育。如《劉氏家規》（宋嘉泰元年本）有“孝父母”列入家規總則條目：“經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誠、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所以為盡子職也。”《李氏家規》（清刻本）有“敦孝悌”條目：“父母之恩，天高地厚，恩情罔極人倫。十月懷胎，三朝乳哺，推干就濕，保抱撫摩，憂疾病，聞饑飽，調寒暑，父母受盡萬苦千辛，方得子女長大。為子女者即幸遇父母有壽，急急孝養，難報天恩。人生時日限也，萬一錯過，歿后即披麻戴孝，三牲五鼎，竟亦何裨？”強調報父母生養之恩是人倫至極，尤其強調父母在世時就要及時行孝。

　　“忠愛家國”在客家家規家訓中是重點強調的內容。如《張氏家規》（清河張氏清刻本）就有“忠效國家”條目：“國家與民，關系互相。民忠國盛，國富民康。國澤黎民，民增國光。天經地義，效國理當。勸我族人，以此為尚。奉事國家，蹈火赴湯。為國穩安，戎馬扛槍，為國振興，農工學商。清政廉潔，不圖恩償。和衷共濟，不怨下上。執行政令，遵紀守綱。踴躍赴公，早完稅糧文體局主要工作。”唐陳崇撰《義門陳氏家范二十則》有：“出勵名臣，處為碩儒。安吾作息，急乃公輸。”達則為忠臣良將，窮則碩儒善士，但無論窮達，都要急國家之所急。這正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家國情懷”的深厚積淀。

　　客家人與人交往重禮義、講謙和。如《謝氏家訓》（清刻本）要求：“內外親族，無論尊長同列，皆當以禮接之。毋得簡傲笑謔，不恭不敬。”屏東縣南州鄉《徐氏家訓》指出：“以出入則與俱，以吉兇則與共，以燕享慶吊則時相聚處者也。若以情屬之義聯之，何在非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之誼乎。茍或因小忿而生嫌，片言而構禍，鮮不以通家至好之誼而至隔絕不親矣。”

　　客家人因為“客居異鄉”，更加懂得生活之艱難、幸福之不易古代說的文體，所以十分強調勤儉治家。如《鐘氏家訓》（清刻本）有“禁游惰”條目：“一人各尋一業，務盡其職，切不可馳騖浮華，虛閑度日也。”又有“戒奢侈”條目：“治生之道，曰開源，曰節流，開則務勤，節則務儉，不勤不儉，虧損立見，況俗尚奢華，事事不安于簡樸，非自立骨干，必不免為習所移。噫嘻！十年勤之難豐，一旦耗之易盡，何如崇樸黜華，食用無憂不繼。”

　　由存留至今的客家家訓來看，古代家規家訓的確凝聚著古人千百年來的生存智慧，有跨越時空的生命力，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