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文體特征文體活動室圖片文體活動宣傳圖片英語常見的四種文體

　　壹報主人按：2008與2009年的冬春之交，中國最優秀的報紙南方都市報與南方周末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牽動著每一個關心南方集團的人們的心

　　壹報主人按：2008與2009年的冬春之交，中國最優秀的報紙南方都市報與南方周末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牽動著每一個關心南方集團的人們的心。優秀報人江藝平再次被撤離南都領導崗位，檢查組入駐集團。在此際，我既感到悲涼，也感到無力，只能發表此文以示支持。這篇文章獻給那些新聞的理想主義者，因為它讓我們知道我們從哪兒來，又將去哪里！文章顯示了改革者的命運，廣東省委對中宣部的抗命行動。也第一次披露當年南方周末差點被停刊的內幕。

　　本文由兩部分組成，讀者首先讀到的是由壹報主人撰寫的左方簡短側記。此后，便是左方先生的口述實錄，由壹報主人根據學者卓麗鳳和翟明磊數次深入訪談紀錄與的整理而成。我在整理的過程中深深體會，這份從未公布的口述將成為中國新聞人的精神財富，更增加了我將之公開的決心。

　　這些都是壹報得到港大授權在國內第一次發布。另外我向大家推薦《中國傳媒風云錄》一書（香港天地書局出版）。這本由港大新聞與媒體中心中國媒體研究中心出的書，紀錄了十三位中國傳媒先鋒人物的曲折命運與不懈努力。左方只是其中的一章。壹報主人有幸參與寫就了十二位人物的側記文體活動宣傳圖片。

　　“可是，我又沒見過左老師，怎么找到他？”我問，報人江藝平微笑：“不要緊，那個智慧的老人，你一下子就可認出來。”

　　他叫左方，但這不是他的真名。六歲時，他的父親因為組織抗日游擊隊，被日本鬼子抓住槍殺了。抗美援朝時，這個十五歲的家中獨子拋棄學業離家出走要參軍——“為了讓我們下一代不再做孤兒。我要保家衛國文體活動宣傳圖片。”母親發來三份病危電報，騙他回家后偷走了他的錢，并說如果上戰場就斷絕關系。這個小子馬上斷絕關系，跑進農村。在村里，他為自己起了個新名字，有個伯父是老，加入過左聯，自名“左文”。于是他也改姓左，村干部指指桌上一份南方日報的“方”字說你就叫“左方”吧。

　　于是這個名字預示了命運，他成了一個狂熱的左翼青年，滿腦子思想；同時與南方日報結下不解之緣。在時成為名震一方的派領袖，奪了南方日報的權，可鼓動十萬人上街。

　　于是一生中，兩度被監禁，七年冷板凳。三次磨難，沒有讓他成為一個唯唯諾諾的人。那是三次淬火，讓一支寶劍更加鋒利。

　　深深的七年反思，使曾經極左的他創辦了一份反左的改革報紙南方周末，利用自己人生最后的時光創造了一份啟蒙民智的刊物。而偏偏，曾被他奪了權的南方日報老總黃文俞成了最賞識他的伯樂。而他沒想到曾經自己冒死揭發的走資派廣東省委陶鑄竟是打破真理報模式的先驅。世界便是這么詭異。

　　他說：“我是有三分文氣，七分匪氣。打江山都是有匪氣的。”“我的朋友一當上官，我就不睬他們，我就是這樣的人。”“辦南方周末，我沒有見過謝非，沒有一個官員是我的靠山。”只能說保護南方周末是廣東改革派官員與左方心心相印。

　　我問他領導一份報紙的道理。他說：“盜亦有道。莊子曰盜亦有道，先入，后出，均分，知否。”什么意思，他說：“偷東西先進去，偷完東西最后出來。偷了錢財，要平均分配，還要知道哪里有東西偷。”在南方周末早期，清潔工與總編的收入是一樣的。在后來，記者的收入高于總編。他不許記者們叫他左總,而是直呼左方。在報社中，記者們怕他，連飯桌上他談的永遠是報紙。市場人員可以和他吵架踢翻電扇；美編罵他的娘，他追著讓美編道歉，道完歉，他就完全不計仇。這種胸懷為南方周末迎來各路江湖中的新聞好漢。“總編，要有錢，手中沒把米，叫雞雞不應。要有權說的文體特征。更要有人格魅力。”

　　老漢經常有奇想，南方周末找不到新路了，他一拍腦袋，搞個小字輩會議，三十歲以下的跟我開會去，三十歲以上的留下來，在苗圃他與年輕人喝酒論劍，找到了轉型之路。

　　這實在是一個永遠的派，永遠的破局者。對現實不滿讓他奪走資派的權，又讓他突破了真理報模式。他的一生永不停息的是對權威的挑戰。一個理想主義者，拋棄了烏托邦，回歸人性。“我曾是者，但我知道救不了中國”。炯炯雙眼，洞穿了一切。集儒釋道于一身，我知道他仍在尋求真理，也總在飛翔。

　　最后，他說：“我要在家里掛兩個大字，沒人敢寫，哪兩個字：‘真魔’。我這一輩子都是真心實意投入的,真著魔了。妄心的佛就是魔，真心的魔就是佛。我是真魔。”

　　1966年中,我是個派,第一個在廣東奪權的派,我奪過南方日報的權。我可以發動十萬人上街。

　　后，盡管我是反的，但受到審查。因為我不是“三種人”，沒查出什么問題，就讓我在南方日報資料室工作，坐了七年的冷板凳。一年審查期間，我看遍了魯迅全集。在資料室的工作是剪報紙，給編委會寫一周報紙動態。這時報社沒有人敢跟我見面點頭的.——當時批判我，掛的特大標語寫的是：“左方是大亂廣東多股幫派勢力的黑高參。大亂南方日報的掛帥人物。”——誰敢理我。但資料室是和我一派的，他們同情我。省委黨校與我互通資料。

　　一，中國是國際**主義運動的最后一戰。而巴黎公社是第一戰。上百年的**運動結束了，這個陣營很快就要崩塌。**主義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資本主義復辟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這個結論。

　　二，為什么那么多人追隨，包括我自己為什么卷得這么深？為的是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我們又不敢懷疑這個理想，結果長期壓抑文體活動宣傳圖片，造成嚴重的落差，聰明地利用了這個能量。他為派創造了走資派這個斗爭對象，于是這種壓抑的能力釋放出來——地下水噴出地面。，派，改革派這三種人都是社會不安定因素，都是不同時期社會裂縫冒出來的力量。

　　三，為什么這樣的血腥？因為階級斗爭理論利用了人性的惡，把惡神性化。幸虧我讀了大量文學書籍接受十九世紀人性論，階級斗爭意識占據了我的前半生，但人性論拯救我。南方日報社前社長黃文俞是我負責的干校里牛棚的牛鬼蛇神，當時天氣很冷，我看到老黃與另一走資派在露天抱著取暖。怎么辦？我讓他們進房間，階級立場就出了問題。不叫，他們就會凍死。于是我叫他們建工具房讓他們躲進去。黃文俞老了，我的人性提醒不能把他扔下懸崖，十九世紀人道主義的思想拯救了我的靈魂。

　　整整七年的反思，形成了南方周末的思想基礎。我說過:《雷雨》有兩個怪圈。一個是侍萍的下一代四鳳又成了公子哥玩弄的對象，重復了她母親的命運。另外一個怪圈，就是周萍、周沖、周樸園，其實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國外去，他接受了一些的思想，所以他就是周沖，周樸園(老爺)當年就是很激進的周沖(二少爺)，一個留德的公子哥居然跟侍萍有過真摯的愛情，而且跟周沖講我的社會思想比你激進的多。但是周萍(大少爺)，當年是有一個周沖的時期，他也是周沖。那么為什么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命運老在那里重復？中國知識分子一進入中國國內的文化土壤要么被毀滅，要么被扭曲，被扭曲的周沖就是周萍。在廣場是周沖，出了國就是周萍，如果他回來當領導他就是周樸園，我不相信通過暴力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五四運動”提出了科學跟，這是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一個開端。但是，由于蘇聯的十月，傳來了馬克思主義，科學跟的啟蒙中斷了。

　　所以我覺得，中國今天要重新走上現代社會，必須要做兩個事，一個就是要延續“五四”運 動這個科學和的啟蒙，改變中國人的思想素質，第二個就是要發展經濟，要成為一個強國。這個就是我在資料室冷藏的七年，讀了大概有幾千本書，思考的結果。

　　我問過社長丁希凌，為什么要我來籌辦南方周末，他提出三條，“第一條你是一個敢想敢做的人，你的思維非常的活躍，你很敢想問題。所以，與其用一個不動腦子的人，聽話的人，還不如用你。第二條理由，你一直是個實干派。 第三條，你盡管很大膽，但你在原則問題上是守紀律的。”

　　我又問，不少人反對，為什么你堅持要創辦南方周末，丁希凌說：改革后，我有機會出國，看見國外的報紙都是好幾疊，而中國的報紙只有一張，這是經濟文化落后的表現。南方日報沒有廣告市場，不可能擴版。因此用四個版承擔經濟，報道，對文化方面沒有辦法照顧讀者，所以是要辦一張南方周末來作為補充。還有南方周末要為南方日報未來擴版培養專欄專刊的人才與經驗。

　　為了確定南方周末的辦報方針，我們請了廣東新聞界跟文化界的名人來開座談會。廣東著名作家秦牧提出“南方特色，周末色彩”。南方特色意思就是嶺南文化。周末色彩就是娛樂性。馬上就得到了報社領導的贊同，確定是我們的辦報方針。但是，我們編輯部覺得辦南方周末的優勢不是嶺南文化，而是為中國改革最前沿陣地廣東的改革開放搖旗吶喊，介紹廣東開放新情況、新經驗,這才是全國最關注的。第二個就是啟蒙。

　　南方周末創刊號上，黃宗英下海當經理做頭條，**到珠海視察做二條。在新聞界影響很大的有公關小姐等報道。當時廣東興起港臺音樂茶座，群眾非常熱衷影視歌星。我們就把香港和的歌星都介紹進來，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認為周末色彩就是娛樂性的。兩年后，歌星潮減退了，老辦報方針到了 86年行不通了——這些題材讀者厭倦了。我們當時就把周末定義為“人們在周末所從事、所關心所談論的一切都納進我們周末的視野”。也就是說把報紙從純粹的娛樂變成向社會性轉移了。當時創辦了阿拉看廣州，周末即景等欄目，開始報道研究生被拐的始末等等。第二,我們要搞綜合性周刊，大家說這樣才有搞頭。

　　49年以后中國的新聞，可以把它叫做真理報模式。真理報等于中國人民日報，蘇共的中央報，中國派人去真理報學，把它整套的資料搬到中國來，然后發到各個省，都是按照一個模式辦的英語常見的四種文體。它的理論叫做新聞的黨性原則。黨性越高,它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就越大。所以，一切都要服從于黨性。

　　第二個它是不從實踐出發辦報的。它不是要研究社會，社會出現什么，黨沒有說話之前你根本不能管。它的辦報根據就是黨的文件。

　　第三條，它的辦報形式就是一種僵化的文體，和一種假大空的語言。所以，我們行話說“新華體人民語”，就是新華社的體裁，人民日報的語言，格式都是一樣的。

　　第四個，它是用國家的錢去辦報，然后用國家的錢去訂報給讀者看。所以它徹底否定傳媒的商品屬性。它認為傳媒不是商品,是工具、是喉舌。

　　從78年開始，改革開放也有5、6年了。這5、6年新聞界都提新聞改革，但是根本沒有突破真理報模式。那時討論什么呢,一個討論是“短新聞”，怎么把新聞寫的短一些。第二個是討論會議新聞怎么處理，因為會議太多了。怎么寫？哪些該寫？都在討論這樣的問題。最尖端的問題也就是討論到究竟應該不應該有社會新聞——這時候絲毫沒有觸及到線年當時出現了很多小報。這些小報它都不是機關報辦的，是文化團體辦的。象戲劇家協會辦了《舞臺與銀幕》。這些小報，是為了賺錢，都是趣味性跟獵奇性的，后來還有一種低級趣味、的東西說的文體特征。像什么《的艷聞秘史》。報販頭他就把好多的小報都買來。而且他不僅是給本地報販，外省又有一些報販頭，他們寄到各個省去，慢慢初步的形成了一個民間的發行網絡。

　　黃文俞,垮臺之后他是廣東宣傳部副部長兼廣東教育出版局的局長，擔任過南方日報總編輯，他創辦了《花城》雜志、羊城晚報，花城出版社還有《隨筆》，也就是在他縱容下廣東有那么多的小報，我認為他是廣東最有思想的一個報人。

　　第一個我問他，我說現在中國新聞界提出新聞改革也快10年了，但是改革的對象究竟是誰？第二個為什么大家都回避這個問題？

　　黃文俞就告訴我了，改革的對象就是線年創辦羊城晚報。他只有辦黨報的經驗，怎么辦？于是他找了一個叫鄔維梓的特級，這個人曾辦過解放前的報紙，人稱“編輯王”。結果這個被的鄔維梓深夜帶著解放前的報紙和香港的一些報紙，就抱了一包，到了家里面密談。給他看解放前的報紙是什么樣的。鄔講到解放前報紙新聞主攻，副刊主守的特色。這樣才創辦了羊城晚報，他還告訴我支持他打破真理報模式的人是當時的廣東省委陶鑄英語常見的四種文體。

　　我又問他突破真理報模式核心是什么？他認為以講真話為核心。你報紙辦的再活，只有可讀性，只有講真話你的報紙才有可信性。但是我問他，都講真話行嗎？黃文俞講了，可以有還沒講出來的真話，但絕不講假話。就是說有些真話你不能講的暫時不講，但是你絕對不能再講假話，這是個新聞人的辦報底線啊。

　　他還說:“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來的新聞傳統上面去，我辦羊城晚報就是一次跟中國原有的新聞傳統的一次秘密接軌嘛。但是你現在可以公開接軌了嘛。”我問他，中國優秀的新聞傳統是什么？他說是憂國憂民、關懷弱者群，這就是我們最優秀的傳統。他說現在我們的報紙對老百姓是冷漠的，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是帶有很大的片面性的。我說具體怎么操作？他說真理報模式就是否定傳媒的商品屬性。他說你要打破真理報模式，就要抓住它這個軟弱點入手，恢復傳媒的商品屬性。他說報社需要利潤，你就告訴報社我必須要報紙賣的出去才有利潤交給你。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通過這個把真理報模式逐步的顛覆過來了。這天我們長談了四個小時。我整個新聞思想明確了好多。這樣南方周末從啟蒙和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的追求，轉為逐步突破真理報的潛規則，把進行新聞改革作為重點了。這是我們辦報的追求，從88年開始一個很大的轉變。當時黃文俞老人已經80高齡了。

　　我后來跟黃文俞講，南方周末辦報方針第一條就是你講的“有可以不講的真話，但不講假話。”第二條是“新聞主攻、副刊主守”。我說第三條是我講的，先做瓶后釀酒，瓶是新聞形式、酒是新聞自由。我說辦報的最高境界是從容。我說這四條，有三條是從你那里學過來。黃文俞三兩個月后就去世了，當時他聽了很高興。這是南方周末的幾個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辦報追求。

　　南方周末最想要影響的人是誰呢？啟蒙要影響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寫道：南方周末的讀者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關心社會、熱愛知識的人。初中文化就是能夠粗粗看懂我報紙的人，但是只要關心社會熱愛知識，就是我們民族的棟梁，今后中國的希望在這些人，而不是少數的精英身上。我編報紙時對勞動者讀者層非常關注，我保存的一封讀者信印象最深：一位民工告訴我，我進城后走投無路，剩下一塊多錢，買了南方周末喜歡上了，改變了他，有一年春節，他給我們寄來賀年卡，親手做的。告訴我，他讀了十多年的南方周末，現在下崗，再也買不起南方周末了，寄一張賀卡來給南方周末做告別。我很重視擁有這樣的讀者，我心目中的南方周末是一個默默耕耘的啟蒙老師。

　　當時突破真理報模式，我想了一條策略：報，南方周末要有發展，必須報，能動的就是專欄，專刊。為什么要報。因為一觸及新聞主流，必定要講假話，不講假話就要犧牲這個東西，我們不講新聞主流。我們拿的保護傘：說南方周末是南方日報的補充，既然說是南方日報的補充，所以什么政策，會議什么的南方日報登了，我們不登，因為我們是他的補充嘛。放棄把追求新聞自由作為訴求，來突破真理報模式，這是大戰略。

　　第二，我們把報紙引進市場。真理報模式否定傳媒的商品屬性。真理報有上百條潛規則，先打破這個潛規則——恢復報紙的商品屬性走進市場。

　　我自己當過報販，自己叫賣“最新南方周末了！”。人們一看一個戴眼鏡的賣報紙，就圍過來。我賣過五次報紙，大學區，西關小市民區都去過。我說南方周末的定位是對的。因為我賣報紙時發現，來買南方周末第一種人是穿汗衫騎自行車的年輕人，是讀夜大學的回城知青，買了報就往自行車上一夾，二是和我差不多，中下層干部。第三個就是中年低層文化人。但不買我報的人一是港派青年，瞅瞅我就走。二，老大娘老大爺不買。于是我跟南方周末同事講，原來的定位，現在看來是適合的。但是我們周末報是要進家庭的，要讓不買的人不排斥，能不能讓時尚青年老大娘也買我的報。我們就想辦法，設了三專欄，一個是每周一發型。白天鵝酒店理發師介紹的發型。讀者就沖著發型買報紙英語常見的四種文體。設了“父母心”專欄，講教育。每周一歌，時尚青年最愛歌曲，讀者來信寫叔叔阿姨你們能不能登個什么歌曲。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打進市場。

　　宣傳部問我們：“南方周末為什么這么花里胡哨，不象個黨辦的報紙，為什么不改，不象樣子嘛！” 我說:“你要我交多少利潤，我沒有公費訂報說的文體特征，我是報攤報，不適應市場完不成指標，沒法辦。我說我就是楊子榮，我在報攤上，江湖上，所以我要扮成土匪才能打進去。”

　　誰把南方周末扮成楊子榮的呢,一個功臣是張向春 。我對上面說，我對社長說，你不要給我一攬子配編輯記者，給我一點點人事權，要求不高，你給我的人，我有權不要，我要的人，你也有權不給。我要來的人首先是張向春。

　　張向春是資料室夾報紙的工人，他畫的畫自己夾在玻璃臺板下，我看不錯。我提名張向春，是因為我要跟小報在一起競爭的，所以我這個版面必須吸引人，當時報攤在地上，人家是站著看標題版面，看中就拿起，拿起來成交可能性百分之七八十。靠的是標題要有懸念，要大，版面裝飾要出彩。張向春能畫出真正符合老百姓口味花里胡梢的版面。

　　張向春是工人，所以不能進報社——當時編輯部都要是干部。我和人事部說，我要一名茶水員，要來后與資料室主任交換張向春，因為夾報紙的活茶水員就能干。那沒有人倒茶水，掃地怎么辦？我們自己干。張向春把報紙打扮成“楊子榮”，有利于報紙打進市場。南方周末能賣出去，張向春占一半功勞。

　　市場是作的一個杠桿。所以從辦報開始，我們每期發行量都向編輯部公布，用個黑板寫上。每期一升多少，大家都歡欣鼓舞，在那里鼓掌。一跌下來，大家都緊張。就用這個來調動大家的興致，因為這個發行量關系到我們的生存。因為過去中國都是郵局發的，但是我們開始辦的時候，全國郵局是不肯接的，因為它不能賺錢。所以我們完全靠報攤。每個禮拜天都去和報販頭去喝早茶。88年就是這樣的。跟他們喝早茶，鼓動他們多買，發到全國去。因為這個渠道很好，因為全國各個報頭有聯系的，廣州大概有四個大報販頭，他們都成為我經常交往的朋友。所以，盡管我們訂報基本全部是郵局，但南方周末的訂戶占40%，郵局的發行大概占20%。40%就靠報販。

　　如果要評價南方週末的話，我覺得它的意義是突破真理報模式的潛規則，為中國的新聞擠出了自由空間。 我評介自己，三分文人七份匪氣，儒釋道都有一點，七分是匪氣，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氣。誰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觸，我就是這樣的人。打破真理報的潛規則，也是我叛逆性格決定的。大概從92年之後，我就要追求這樣的目標：打破真理報潛規則了。比如說縣職的領導是不能批的，我們就專門要批縣的領導。一個縣、委、書、記他的前任的媳婦去求他給他丈夫介紹工作，他藉口說胃疼，那個女的扶他進房間，他就把他的前任也是他恩師媳婦給強姦了。但是如果我標題寫某縣、委、書、記強姦他恩師的媳婦，中、宣、部肯定是要追的。當時批一個縣的領導我們也有點怕，我們就想用一個很婉轉的標題叫《生生的脖子》，標題不知道什麼意思。所以中、宣、部就不會注意，但讀者會傳。我就採用這樣一種手法。

　　真理報模式下，公、檢、法是不讓碰的，我就從碰派、出、所開始，後來碰公、安、局，後來更碰到法、院。當時有人就跟我說：你南方週末好大膽，公、檢、法你們都批了，你敢批解放軍嗎？我心裡想——是啊，是不是能碰一碰解放軍？後來我就找了譚軍波商量，寫了一篇《紅綠燈下誰是老大》，批軍車，解放軍就沒話說。我說紅綠燈下是你解放軍大還是大啊？非常贊同,全力支持，給了大量的資料、照片。後來把文章寫出來了。分管副總編輯審稿時說不行，我說沒問題，經過深入調查，資料都是確鑿的。當時的副總編輯說，你不怕軍區？我說我不怕。他說你不怕，省、委、書、記謝非怕，他說你怕不怕謝非？我說怕。他說那就完了，你登出來你不怕軍區，但是謝非怕，你又怕謝非，怎麼辦？後來我說好辦，我先給軍區審查。送過去，軍區司令員說這個稿絕對不讓登，我說我可以不登，你們能不能到編輯部這兒來聽聽意見，他們來了以後聽取意見。後來軍區就來了一次整頓。也就是說我們是有策劃的，目的不是對軍隊有什麼意見，而是是想打破一個潛規則，其他的報紙說既然南方週末都可以幹，我們也可以幹，潛規則就打破了。這種潛規則不僅是輿論監督。比如過去中國就是向世界宣佈我們中國沒有吸毒者，報紙是絕對不讓登的。我們後來登《瘋狂的海洛因》，中國不但有吸毒，而且有販毒、種毒。沒想引起江、澤、民的注意，江、澤、民批示要公、安、部、教育部、衛生部都要學習南方週末的《瘋狂的海洛因》。後來公、安、部派人來要報紙，說要他們學習，說吸毒問題要從兒童教育開始。這樣也就把一個禁區給打破了。過去的報紙絕對不能談性的，認為是資產階級下流的東西。我們專門開了一個“性與你”，不是我們對性有興趣，而是我們要打破這個潛規則——報紙不能談性。所以，實際上南方週末是通過不斷的打破真理報模式各種各樣的潛規則，別的報紙說南方週末登了，也就跟著來了，實際上是為中國擴大新、聞、自、由了。儘管我講先做瓶、後釀酒，酒是新、聞、自、由、瓶是新聞形式，但實際上我還是不斷的在釀酒。但是，我不把新聞自由作為正式的辦報訴求，因為這樣的話很容易跟政府衝突。所以我給編輯部提出來先做瓶先搞新聞形式的改革，不要提出要向政府要新、聞、自、由，但是不公開地做，打破它的潛規則本身就是新、聞、自、由了。

　　第二條是我們的辦報策略。因為我們始終注意不觸及政府的底線文體活動宣傳圖片。所以我很明確的提出南方周末要“四個維護”。第一個是維護**的領導，第二個是維護現行的體制，第三個是維護黨的現行政策，第四個是維護社會的安定。這不是我的一種偽裝，是我真實的辦報方針。因為一碰就死了，你就辦不下去了。

　　那么，既然“四個維護”，你還怎么還能搞活呢？怎么突破真理報模式呢？黃文俞臨終前，我和他說，如果說真話有兩種，一種是可說的，一種是不可說的。如果我們僅僅是根據政府認為可以說的說，我認為阿貓阿狗都會辦報。把不可說的有一部分變成可說的才是辦報人的本領。所以，我對黃文俞這個話是有所發展，我把不可說的真話劃成兩個東西，一個是硬雷區、一個是軟雷區。

　　硬雷區我絕對不碰，你說我公開要反對**的領導，反對**，煽動群眾反對改革開放這樣的文章我不給你登，我守住這“四個維護”。但是我覺得有一些話中央、政府為什么不讓你講呢？因為他怕副作用過大。所以我覺得這些是軟雷區。第一你要把握好導向，你不要反對政府，你是在政府允許甚至在他提倡的范圍內作為主導思想去寫這個報道。另外你掌握一定的度，你不是挖得越深越好，有時候你要掌握一定的度。中國產生很多負面的東西你不要說是改革開放造成的，改革開放是好的，這樣來講導向就對了。所以，我借這四個維護，保證了我們的辦報安全。我們還有很多具體的策略，比如說我異地監督，我監督外省的我不監督本省的，因為本省的直接捅到省里面，省里面的領導直接管我。但我監督外省的你不能直接管我。當時的形勢上只能這樣做，這是一種策略。敏感的題材用平庸的標題。不敏感的用聳人聽聞的標題。在標題安排上，不要是這個題材悲傷的時候，你再加上一個很騸情的標題，很容易出事。敏感的問題放在不敏感的版面。讀者來信放在中縫里面，但篇篇讀者來信都在說南方周末做的對，我的目標就是沖中宣部唱對臺戲。反面材料正面導向。導向上不能不做妥協，要相信讀者，導向上講維心的的話。揭發的度上還有技巧，敏感的人談不敏感的事，敏感的事讓不敏感的人談。胡績偉的名字**后不能出現，我就約胡績偉的游記——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登胡績偉的家事，他老婆為什么嫁給胡績偉——我討了個富婆。王蒙不做文化部部長了，我就談王蒙研究《紅樓夢》。

　　我還“雞講雞話”鴨講鴨語”，中央往往一些口號下來，它有它的解說文體活動室圖片，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說法。我更多的采用知識分子的說法，這就是“雞講雞話，鴨講鴨語”。

　　辦報的人還要學會分析 ，**南巡的消息。我晚上下了班分析，**的消息，謝非敢泄露嗎，只能是**本人。**為什么把捅出去，是為了吸引香港傳媒的注意。肯定他要講話，為什么要出口轉內銷，他需要消化的過程，肯定是對當前的左不滿。可能中國大的轉折點到了。

　　我就試著發一篇《論奴性》，這是放一個汽球。放出來，沒有反應，我就說以前的一些題材你們都可以寫，不要擔心。但是當大家都因南巡紛紛反左時，一旦都反左，我就要求編輯部原地踏步——不做被槍打的出頭鳥。我都是從學來的。大家反左我就收兵了。你再清理也不能整到我。反正諸如此類的一些辦法、策略，確保了南方周末的生存。

　　第三條，我們是個百萬讀者的大報，這也是我們生存一個很重要的條件。畢竟它要**我們的時候，要考慮老百姓的反應，因為我們是擁有百萬發行量。一份報紙大概有6個讀者讀。我有六百萬讀者，這是我們安全的一個很重要的保障——不然我們早死掉了。

　　另外，我們給南方日報上交了相當多的利潤，為了這個利潤，南方日報千方百計地保護我們。我跟日報是一種什么關系呢？我可以領取利潤的10%作為南方日報的獎金。這個合同基本上是每年跟南方日報定一次，現在的情況我不知道了。主要還是定利潤額。因為每年利潤額每年都會升高。95年，交了900多萬，96年要交1700萬。最高的時候好象是3900多萬，接近4000萬的利潤。這樣基本上快占集團利潤的百分之百了。人家問我南方周末為什么不死？能做到全國獨樹一幟，人家不敢干的事你們都干了。按我的看法主要是這四條。

　　93年10月份，我們第一次受到政府的處分。這個處分很嚴厲，就是停刊整頓。起因是我們登了一篇文章：《襲警案》。就是老百姓把一個給殺了。后來查明這個做了很多壞事文體活動宣傳圖片，老百姓才殺他的。文章是江西鐵路局的一個作家寫的。這篇文章登出來以后，通過公安廳問我們，你們講的這個案究竟出在哪一個具體的派出所。后來，我們才去問這個作者。結果承認是虛構的。

　　長本來就有意見，因為我們總是批評公檢法，這次算抓到把柄了——因為我們自己承認是假的了。他就告到中央，中央政法委批了，叫中宣部對我們進行嚴肅處理。這樣，當時中宣部管新聞的常務副部長徐惟誠請示了部長，決定要我們停刊。

　　事后才知道，徐惟誠下殺手還因為我們報道了王蒙。王蒙從文化部長下來以后，新的文化部就連篇地批判他，他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叫《堅硬的稀粥》。講的是一家人一向老爺子當家，每天早上喝稀粥,大家吃厭了,這時讓大兒子出來改革早餐,換換花樣,但是下面幾個小家,有的有了孩子,有的剛結婚,有的沒結婚,大家都交一樣的錢,起了矛盾。最后還是老爺子當回家,還是吃稀粥英語常見的四種文體。這時候文化部辦的文化報定它“改革不成功，影射**”， 整版整版地批王蒙。我當時很生氣，說你不是要搞了嗎？我就寫了一篇叫做《王蒙的日常生活》，就說王蒙當時在研究《紅樓夢》。

　　我還專門要了王蒙一張照片登在那里，文章登在一版左上角。我們在北京發行20多萬，所有報刊疊著賣，露出的左上角都有王蒙的照片。結果北京市的報攤鋪天蓋地都是王蒙的照片。當時文化部那些人思想很左，氣得不得了，說我們公開地跟他們打對臺戲。他們就告到徐惟誠那兒了。

　　徐惟誠就跟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王強華講，聽說有一家報紙叫南方周末，這個報紙很壞，是不是把它停了算了？王強華告訴他，這是一個百萬的報紙，讀者影響很大，而且他們是有正式期刊號的。你沒有一個很有力的理由，是沒法停它的文體活動室圖片。所以，徐惟誠就把這個事情放下來了。

　　剛好，有兩份告狀信，一封是的，就是襲警案失實的事；還有一封是安全部的。安全部的告狀信說我們泄密，原因是我們登了一篇文章《白領階層的黑色行動》。

　　這篇文章講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有一個外商服務中心，專門管給外國雇傭中國人。他在那里抽錢。這樣很多人就繞開它私下跟外商接觸。大概有產生了很多矛盾，我們這篇文章就是報道這個事情。但是，文章中寫了“外商服務公司是安全部辦的”。 當時定位這個是。我們把這個事情公開了，安全部就認為我們泄密了，也要求中宣部處理我們。

　　因為這兩個事，所以徐惟誠認為這是個鐵釘子，就讓我們宣布停報。這個停報的事——他不發文字，他打電話說的文體特征。打給省委宣傳部，是一個分管新聞的副部長鄒啟宇接的電話。他就說“你要停南方周末這樣一個重要的報紙？你們打電話不行，是不是發個公函來？”他說“不用公函了，這是會議的決定。他說有會議紀要，但不便發給你們。”后來鄒啟宇副部長說，停報這么大個事，只是一個電話，我們沒法執行。結果就頂回去了。

　　后來他們第二天又打電話來了，說中宣部對你們廣東省宣傳部沒有正式公函就不執行我們的指示，我們非常生氣，說你們必須執行，只允許南方周末再出一期，就告讀者開始停刊。這樣省委宣傳部覺得沒有再談的余地了，就馬上發出通知。

　　這樣，我們當時最頭疼的問題是，我們停刊了，我們郵局有很多訂貨，我們該怎么辦？這是個很頭疼的事。另外一個是告讀者書怎么寫？有人就主張，干脆把中宣部停刊這個事說出來，有人說絕對不行，這樣宣傳部會很有意見。

　　后來，我想了一個晚上，這個事，究竟省委謝非知不知道？因為如果僅是中宣部的意見，省委是中央**委員，他還可以說情。所以，我早上起來就去報社，今天是南方日報的社慶，老社長都來了。

　　我就找社長劉陶，我問他謝非知不知道這個事？如果不知道，我覺得報社應該爭取。劉陶告訴我，謝非出國了。他說昨天晚上已經跟主管工作的委省通過電話，說他不知道。

　　因為是社慶，把歷代的南方日報的領導和老同志都請回來了。黃文俞也是老領導，他就用手招我上主席臺。黃文俞就很親切地跟我說“你膽子很大，這次你踩著地雷了”。但是黃文俞這么一講，當時主張辦南方周末，現在退下來的老社長丁希凌叫起來了，說南方周末沒有錯，不管誰要停南方周末都是錯誤的文體活動室圖片。他還說“你不要緊張，以后你們再出刊的時候，你們不是一百萬，是二百萬的發行量”。

　　他說每期南方周末他都看，但是他說沒看出有任何的問題。在主席臺里面就議論開了。 由老丁先發炮，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但我當時采取的是低姿態，我就說我們有錯誤，因為畢竟是失實了。我說我們會總結教訓，之后就沒說別的話。不管他們很激昂地在支持我們，但是我始終采取很低調的態度。

　　安全廳有一個老同志，恐怕也是個比較高級的干部來調查泄密事件。我蠻緊張,雙手都發抖,但他主動向我遞了一支煙,我馬上鎮定下來。我就解釋，這個稿子是長審過的，而且特意讓作者北京日報記者交給南方周末發表。原來安全部辦了這個外商服務中心，但是出了麻煩總是勞動部去解決，于是與安全部產生了矛盾。我一看長都審了，我就發了。

　　這老同志跟我講他是南方周末的忠實讀者，他不管出差到哪里，禮拜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街頭買南方周末。”你這篇文章登出來之后，我看過，完全符合事實。但是唯一的錯誤就是這句話，這是一篇好文章。但我現在不是嚇唬你，你是可以拘留15天的。他說只要安全部說要把你拘留，我們也沒辦法保你，你自己要有個思想準備。”

　　第二天，社長劉陶找我，說我們的報紙不用停了，說謝非同志有批示。謝非同志的話大概是這樣的:“要處理一張報紙，首先要分清它是好報還是壞報。如果是一張好報，哪怕是一篇、兩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他講到了六篇文章——”如果有問題，都是具體文章的問題，中宣部對南方周末編輯部怎么處理都可以，但是報紙不能停。”

　　謝非是怎么知道這個事情的呢？大會散后，這些老同志又在一起開會了，照例要給南方日報提些建議。這天大家都在那里談南方周末這個報紙不該停。這時候廣東前任省委，主任林若，他也是南方日報的老領導。他就講什么文章錯誤那么嚴重？一篇文章就要停報，拿文章給我看一看。后來就趕緊把文章給他看了，他看完以后說“你們公檢法的問題少嗎？就算批了你一個小，批錯了又怎么樣？”我們改革開放，經濟搞好了，說我們是廣東文化沙漠，我們辦了一張好報紙又要停，廣東省就是不敢頂，不停它又能怎么樣？”大概林若講了這樣的話。

　　黃文俞聽了以后，講“你是當過省委，是大官，你講話口硬，你是秀才。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們只有做檢討的事。但是南方周末要停刊，告讀者書必須由謝非簽名，以對歷史負責。謝非不簽名，你們不要登。”他說話也是很硬的。

　　這些情況都是南方日報一個退休的副社長黃每透露給我的，他還說：“我今天要來給你傳達這個事，不是我們幾個老人在那里胡說八道。這是中國廣東幾代新聞界老**人對你的支持，你有了這幾句話，你的撤職應該心安理得”。我說如果撤職，我心里很安，能得到這么多老前輩的支持。

　　林若打電話給，把這次會上所有人的話轉給，就轉給謝非，謝非接了電話后，就把他帶出國的那些智囊都找來，把這個情況跟大家講了。大家就說這些人把我們廣東人都逼得沒路走了。又說我們是廣東文化沙漠。我們辦好一張報紙又要停刊。這次我們不能再退讓，不停。

　　后來就把謝非的意見報了中宣部，中宣部就說謝非，你就這么一句話不行。你們如果不停，需要廣東省委的正式文件、正式報告。他停我們報，只是個電話，沒有正式文件；但是我們不停，他就一定要省委的正式公文。省委還專門開了會討論。給中宣部的報告是省委宣傳部起草的。我后來聽參加會的人告訴我，當時大家也很激動。這個報告里面有一句話“以上意見是否得當，請批示”。后來這些們說報紙是我們的，請誰批示？刪去。

　　可見這時候南方周末能生存，里邊有中央和全國的兩種力量，就是“左”的跟“改革”的力量在抗衡。

　　中國的事情就跟鐘擺一樣的，1992年**南巡以后， “反左”的聲音強起來了。但93年又反過來了，93年夏天的時候就治理整頓，這一年又是誕辰一百周年，“左”的力量非常強，卷土重來。所以說，中國事情是鐘擺效應，大家都是命運共同的。

　　謝非有一個意見就是叫南方周末在頭條寫出一篇檢討文章，但是報紙不停，要爭取主動。要省宣傳部長跟分管南方周末的副總和南方周末的主編上北京直接向中宣部匯報，給個面子。所以，我就寫了《沉痛的教訓》。文章登出來，我差不多收到有一千多個讀者來信。有90%贊揚南方周末這種大報氣度，說失實的報紙多了去，只有南方周末為一篇文章的失實，在頭條里面做這么深刻的檢討。讀者說以后會更愛南方周末。但是只有百分之七八的人說，我們從這篇文章里面聽到你們痛苦的。即使南方周末今后再辦下去，也不會再是我們的南方周末了。他知道我們是受到嚴重打擊寫下來的，以后南方周末方針一定要變。

　　正因為這樣，我就跟編輯部講我們的方針一點也不能變，該講的話還是要講。有人問我“你在整頓期間，這樣行嗎？”我說你們知道臺風中心是最安全的。中宣部殺我們，謝非保了，沒殺掉。他能又殺一次嗎？但我們這時候調整我們的方針，我們將大量地失去我們的讀者。我覺得我當時挺有膽量的，其實也是在中學的智慧。接著就整頓了。

　　這次事件對我們是個教訓——必須有新聞從業人員素質。我們以前是采編合一的，現在成立專門的記者團隊，要把南方周末往新聞這方面去轉了。于是我們做了一次真的整頓，而不是應付中宣部。而且我也做了三次檢查文體活動宣傳圖片。

　　廣東宣傳部部長找報社社長，說左方應該要撤職了，但是，劉陶社長說一個報紙出現新聞失實，如果不是有意的，是經常會出現的。他說左方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已經檢討了三次了，已經超規格了。他說如果為這個事撤他的職，以后誰再敢當總編輯？劉陶說我的水平就這么高，小于，你沒經歷過，處理一個人容易，平反難啊！但是以后你要給老左平反的時候就難了。把這個事情就頂過去了。

　　接著我們主動進攻，請中宣部領導吃飯，跟他們講，說因為這個事，我們推遲了我們的十周年慶祝，現在準備辦了。請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派領導來參加我們這個會。那時徐光春副部長就笑了，說好大膽的南方周末，我們殺你們不死，你們居然要我們來給你們祝壽！ 后來，我到中宣部的副部長徐心華的房間，開心見誠地把我的思想都跟他吐露了。我說我沒有別的意思，我說中國的新聞一定要轉型的。我說我們轉型，讓中國的新聞更平穩地過渡。

　　第一，大多數官員是這樣的:當你觸犯這種規則的時候，他因為有這種職務行為要批評你、通報你。但是他們作為讀者身份的時候，絕大多數官員都是喜歡我們報紙的。實際上處理我們報紙的那個鄒啟宇副部長，他處理完，專門在春節給我們拜年。他跟我講，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在閱覽室看報，所有的報紙都是沒有人碰過的、干干凈凈的。只有南方周末翻的很慘。他說所有的人見面都講你們廣東出了一張南方周末，他感到自豪。所以，不要看成我們跟政府對立、跟官員對立，沒這回事。中宣部副部長徐心華和徐光春。他們說報紙辦得不錯，每期他們都帶回去，家里人很喜歡看。。

　　還有一種就是非常頑固的堅守真理報模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突破了就是資本主義。這種完全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更多的是利益上的東西。你觸犯了某個集團、某個部門的利益，他們要向中宣部告你們的狀，中宣部又不能不處理，它是個執行機構。而且又有政法委的批示，他們是不能不去執行的。所以南方周末很多是觸犯了這種既得利益。

　　但是南方周末從來沒有后臺。你問到誰在支持南方周末？我說南方周末沒有后臺。謝非保過我們，但是我從來沒見過謝非，謝非從來沒給我們任何指示；包括劉陶也沒向他匯報我們南方周末的事情。

　　而且省委宣傳部從來就是中宣部不下指示，它從來不批評我們，中宣部一下指示，他就照章辦事，要壓我們。但是沒有中宣部的指示，完全是出于廣東省自己的，我還沒碰到過。中宣部有一個審讀委員會。你問到審讀小組都是些什么人？他們都是一些老新聞工作者，退休的人。因為思想開放的人不可能愿意做這種“文化”。他挑選那些最“左”的，也是真理報模式的捍衛者，他請這些人來做審讀。

　　南方周末出事是破壞既得利益者與意識形態的真理報模式，南方周末能死里逃生是因為改革派官員保護我們。

　　94年我就退休了,但江藝平接手時提出：要左方陪我跨世紀。所以我反聘回來協助江藝平工作。直到1998 年才完全退出。在江藝平手上，南方周末才真正地開花結果。

　　第一個階段就是突破真理報模式。 《 南方周末》的任務,第一就是突破真理報模式。當時學蘇聯很痛快。意料不到搞掉這么難。打破真理報的潛規則是通過報達到的。在這種體制下只能走這條路。 第二，我們把報紙引進市場。真理報有上百條潛規則，打破這個潛規則。首先恢復報紙的商品屬性走進市場.

　　但第一階段真正市場功臣是黎元江。他是真正大規模地使報紙市場化，第二個是《華西都市報》，接著就是南方都市報。關健是第一任南方都市報老總，他來問我要辦南都報，要不要去。我說要去，這是個偉大的事業。他說為什么？我說南方周末了不得就是在真理報模式打開一個洞，只有都市報才是真理報模式的融解劑，才能徹底融解，辦南方都市報就是按黃文俞提法，“只要無害，就是賺錢”。都市報紙可能帶來不少新聞垃圾，不要怕，因為只有通過這個才能把真理報融解。他一上來就搞了變性人的新聞。上了一版頭條，還連載。不少人說關健怎么墮落到這個程度，我為他辯護“關健是玩浪者，我們是海邊散步的人，玩浪的人是生死問題，我們可以說三道四，但心情是很不一樣的。他登這個有什么了不起。報社不給他資金，他只有向市場討生路。”

　　第二階段，九八之后。如果第一階段是“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不說假話。”第二階段南方都市報的“滿足讀者的知情權”已把新聞自由做為辦報訴求，也就意味著進入第二個階段。第二階段要有三個條件，一是真理報潛規則打破，第二條件是報紙進入市場。第三個條件互聯網出現，第四新一代新聞人進入主導地位，高舉新聞自由的旗幟。這個階段是風險大大增加。我只是寫檢討而已，他們不是寫檢討的問題，而是要坐牢，新聞與體制正面沖撞，領軍人物是程益中，李大同，焦國標。

　　這個階段要重新建立新聞與民眾的臍帶。真理報時代傳媒是很軟弱的。“南都案”，“冰點”事件，老百姓都沒有介入。而香港報媒出了事，老百姓是介入的。因為中國內地老百姓不知道傳媒是代表他們的。新聞工作者使命不是異地監督，不是搞大案要案。而是民生問題，關心民眾，維護權益，關懷他們，臍帶才能重建。我講的是“涼亭效應”，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傳媒救不了他們。唯一能做的是涼亭，你老百姓來這來歇一下，撫傷口，替你呼喚不平，對民眾做的是這樣的事情。民眾會慢慢感受傳媒與他們的利益是聯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并沒否定廣州禁摩政策，而是替摩托仔的苦衷講話。廣州政府敢于處理南方都市報，摩托車仔會的。南方周末寫深圳的女兒國。揭發黑工廠，有個女工 出賣肉體才有工作崗位。我要搶救他們嗎？不是，要給他們一點撫慰，還有愛他們的人在。只有這樣新聞才能扎下根。我們才是有力量，如果老百姓意識到這個，他們才不敢這么放肆**傳媒。臍帶接起來，新聞才有力量，這力量不是我們的文章，而是我們文章后面的民眾。七八年到九八盼了二十年時間，完成第一階段，現在第二階段也有十多年，但第二階段的任務還未完成。

　　第二階段新聞改革其實是與中國改革的最大問題聯系的。因為中國改革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權貴跟經濟的結合可能是中國未來最大的危險，所以我記得錢鋼問我，南方周末有一天刀往誰頭上砍去？我說大刀向權貴資本主義頭上砍去。因為這個東西已經開始露頭了，官倒之后接下來就是圈地運動。我覺得這個是未來中國發展最大的阻力。十多年來,這個問題不但沒有遏制，反而會更瘋狂，變成一個社會大問題了,這是必然的。南方周末先磨劍，如果真的有一天劍磨出來的話，南方周末的刀有一天舉起來的話，就是要向權貴資本主義頭上砍去。中國最危險的就是權貴資產階級。

　　第三個階段：淡化傳媒行政色彩，逐步走上主編獨立。這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南方報業 總經理說他還是搞不清自己是企業，機關，還是事業。這個問題要搞清。必須淡化行政走上采編 獨立。要漸漸淡化黨的領導。

　　解放。第四階段。陳映真和我談過一次，他說：“開放前四個月我們都很興奮，準備資金，人才，開放，果然出現了很多報紙，人家都贊好，但賣不出去。我才知道開放市場不是給你辦報的機會——沒法和原來已占有大量資源的報紙較量。”真正到了第四階段，報紙應當及早從體制內脫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