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意義是什么意思歌行體的讀音記敘文還有什么文體

　　1924年10月，因《晨報》代理總編輯劉勉己撤換魯迅的“擬古的新打油詩”《我的失戀》，副刊編輯孫伏園憤然辭職

　　1924年10月，因《晨報》代理總編輯劉勉己撤換魯迅的“擬古的新打油詩”《我的失戀》，副刊編輯孫伏園憤然辭職。在日后的文學史家看來，“由此引出的是1920年代思想、文化、文學界的一段不大不小的故事”。說其“不大”，是因為在波譎云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世事白云蒼狗本來就是常態；又道其“不小”，則是由于從中可以見微知著，揭橥1920年代中國文壇的諸多變向。不過與其“前提”相比，更為重要的無疑是其直接導致而又影響深遠的“后果”，即一個月后《語絲》的創刊。正是《語絲》，真正深刻地介入與反映著文壇甚至社會的轉型，成為1920年代中國的一份別樣記錄文體意義是什么意思。

　　1924年11月17日，《語絲》第1卷第1期在北京出版?！墩Z絲》的問世十分順利，不僅魯迅傾力“加盟”，周作人與孫伏園也是一拍即合。11月2日，周作人與錢玄同、章川島、江紹原、顧頡剛、李小峰等人一道，應邀出席了孫伏園組織的聚餐會。會上擬定了雜志的創刊事宜，而此后聚餐會也成為了《語絲》同人進行交流的重要形式。所謂16位“長期撰稿人”，除周氏兄弟與孫伏園等人外，還有林語堂、章衣萍、孫福熙、王品青、馮沅君、孫斐君、吳曙天與蔡漱六。此外盡管在創刊時未曾“著籍”，但很快也是《語絲》的“長期撰稿人”的還有劉半農、俞平伯、廢名、徐祖正與張鳳舉等人?？梢?，孫伏園從《晨報》辭職雖是事發突然，但這一雜志甚至陣營的集結卻又具有必然的趨勢，而這正與1920年代的中國文壇的生態變遷密切相關。

　　從1917年開始，北京大學與《新青年》播撒的新文化的火種在全國漸成燎原之勢。經由大學、雜志、社團以及理論建設與文學論爭的推動，一個超越了區域與文類界限的“新文壇”日益形成。新青年社與新潮社在其間發揮了關鍵作用。不過隨著1920年《新青年》雜志南遷上海，原本統一在“文學”與“思想”旗幟下的不同立場與思路的知識群體也開始分化。同年底，胡適致信陳獨秀，提出“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志，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次年初，他又致信李大釗等《新青年》主要撰稿人記敘文還有什么文體，重申“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蘇俄，編者注)的漢譯本，故我想另創一個專辟學術藝文的雜志”。

　　1922年5月7日，胡適主導的《努力周報》創刊。14日，他起草的《我們的主張》在第2號上發表。6月20日，胡適與蔡元培、王寵惠、顧維鈞、羅文干等人發起談話會，召集了丁文江、張君勱、蔣百里、林長民、陶孟和與李石曾等人參加，形成例會。9月3日，他期待的“專辟學術藝文的雜志”《讀書雜志》作為《努力周報》的附張開始出版文體意義是什么意思。在《努力周報》與另外一份以歐美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雜志《太平洋》的基礎上，《現代評論》雜志于1924年12月13日創刊。在某種程度上，這是胡適等人以其認為恰當的方式接續《新青年》精神的一種嘗試。

　　無獨有偶，魯迅等人在1920年后也在積極探索繼續進行“文學”與“思想”的道路。研究者發現：“整個1920年以及1921年的上半年，魯迅除了創作小說《風波》《頭發的故事》與《故鄉》，所做的就是翻譯和?？闭怼讹导罚s文的寫作幾乎停止。”直到1921年10月12日孫伏園創刊《晨報副刊》后，他才進入了又一個文學與思想的活躍時期。除魯迅外，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林語堂、章川島與顧頡剛等人也經常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文章，而他們正是日后《語絲》的主要作者?！墩Z絲》的另外一個淵源則是《新潮》雜志。不僅創刊時的16位“長期撰稿人”多為新潮社成員，從1924年11月17日到1926年2月1日，前64期《語絲》雜志的社址也都在“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自1920年10月當選《新潮》主任編輯的周作人，更是直至1927年10月22日《語絲》被奉系軍閥查封前，成就最為輝煌的前154期雜志的實際主編?？梢?，《語絲》的集結乃是《新青年》中不同于胡適等人的另外一種“新文化”方案在1920年代的直接呈現。

　　在不同的知識群體以及社會力量的分化、沖突、對話與調和中，新文學的文壇轉型在1920年代悄然發生。與五四前后相比，這一時期的文學場域無疑更趨制度化與結構化。文壇內部豐富與復雜的面向，開始在不同陣營的文學趣味與話語資源中體現出來?！墩Z絲》不僅以其理論與實踐推動了文壇轉型的歷史進程，而且也自覺內在于這一制度與結構中。因此自創刊起，《語絲》就十分注重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確認自家在文壇上的位置與功能。

　　《語絲》創刊于段祺瑞執政的北洋政府時期。周作人執筆的《發刊詞》開宗明義，針對當時萬馬齊喑的思想狀況，表示“我們只覺得現在中國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悶，感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幾句話，所以創刊這張小報，作自由發表的地方”。這自然是自覺傳承了《新青年》的精神與主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筆鋒一轉，強調“我們并沒有什么主義要宣傳文體意義是什么意思，對于經濟問題也沒有什么興趣，我們所想做的只是想沖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盡自不同，但對于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記敘文還有什么文體。這則顯然是“左右開弓”，抱定了“橫站”的姿態，而其所謂“主義”與“經濟問題”針對的對象也不言而喻。“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是《語絲》的宗旨，也是《語絲》同人在眾聲喧嘩的1920年代的文壇上，以《新青年》為背景，以《語絲》為前景，做出的鮮明選擇。高長虹認為，“《語絲》仍然進行《新青年》的思想工作”。此說頗能代表時人的觀感。

　　《語絲》第1至156期在北京出版，被查封后南遷上海。先由魯迅主編了第4卷的52期，后由柔石與李小峰先后接編，出版至第5卷第52期，于1930年3月10日自行停刊?！墩Z絲》行刊歷時逾5年，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長期出版并且幾乎沒有脫期現象的同人雜志(南遷以后情況稍有變化)，而其盛衰也見證了1920年代文壇潮流的升降，并為20世紀中國文學積累了一份寶貴經驗。

　　作為一種文學經驗，《語絲》一家就為文壇貢獻了3個在不同層面上的重要范疇：“語絲派”、“語絲社”與“語絲體”。

　　與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多數的“派”、“系”通常得名于文壇派系對手的贈予一樣，“語絲派”的頭銜也首先出現在對其攻伐的文字中。1927年9月3日歌行體的讀音，魯迅在離開廣州前夕，致信李小峰，總結南下近一年來的觀感，他說：“《語絲》我仍舊愛看，還是他能夠破破我的岑寂”，不過那些追隨他的學生“在某大學里，聽說尤其嚴厲，看看《語絲》，就要被稱為‘語絲派’；和我認識，就要被叫做‘魯迅派’的”。次日，他在致時有恒的信中，再次為學生打抱不平：“他們什么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并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同時提及“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梢姰敃r在社會上已有“語絲派”之說，所指除《語絲》同人外，還包括追慕《語絲》精神的青年，而其出處，正是“現代評論派”的評論。

　　此后在《語絲》上發表的文章中，魯迅多次以“語絲派”自詡。待到寫作《我和〈語絲〉的始終》時，魯迅不僅表彰《語絲》的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同時也從正面使用了“語絲派”的稱謂：“不愿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特別以強調對于“有權者”的反抗為“語絲派”正名，魯迅有力回擊了“現代評論派”——因為在魯迅等人看來，《現代評論》一直未能擺脫接受官方資助的嫌疑，而《語絲》則是十分純粹的同人雜志。一年多后，周作人在為《語絲》撰寫的廣告中說：“《語絲》的最大的特色在于‘不說別人的話’，至于‘不用別人的錢’或者還是第二點”歌行體的讀音，“這似乎不很難，卻也不很容易做的”。

　　《語絲》創刊后不久，孫伏園受聘開始為《京報》編輯副刊。1924年12月8日，《京報副刊》創刊。此后，“語絲派”以《語絲》與《京報副刊》為主要陣地，與“現代評論派”圍繞女師大風潮、“五卅”慘案與“三一八”慘案等事件展開了激烈交鋒。這一論戰本身也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標志性的“事件”。時過境遷，單純進行是非判斷已經無法充分開掘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因為兩者的“交鋒”在實際上并未基于同一邏輯前提，而是兩種不同的知識與觀念譜系中的話語博弈。研究者發現，雙方在具體發言的背后，更有其整體性的關懷。“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歌行體的讀音，一講“倫理”，一講“公理”；一重“實力”，一重“民氣”；一警惕“權力”，一標榜“秩序”。對于當下而言文體意義是什么意思，兩者無疑都有重要的思想啟示。而這正是通過“語絲派”的視野使然，1920年代文壇轉型的脈絡也是循此展開。

　　《語絲》南下，適逢“文學”興起。魯迅也成為了被“”的對象。《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太陽》《我們》《戈壁》《現代小說》《戰線》與《洪荒》等雜志先后發表100余篇文章“圍剿”魯迅，而他則在《語絲》上獨力應戰。中國現代文學從“第一個10年(1917—1927)”到“第二個10年(1927—1937)”的過渡，就在這一瞬間集中體現。新的社會問題、代際力量、文學觀念與意識形態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中國文壇也隨之再度調整，而《語絲》在這一層面上也正與“20年代文學”相始終。

　　如果說“語絲派”進入歷史主要本于魯迅的敘述，那么凸顯周作人在《語絲》中的核心作用的范疇則是“語絲社”。魯迅曾以文學筆法描繪《語絲》同人的聚餐會：“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著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聚餐會通常在東安市場的開成素餐館與森隆飯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什剎海的會賢堂與太和春飯館舉行。不過魯迅表示“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好不知道內部的情形”。因為在1923年7月，周氏兄弟已經失和。此時的聚餐會既然由周作人主導記敘文還有什么文體，魯迅自然也就“避開”了。

　　在周作人主編《語絲》的前3年間，周氏兄弟盡管已經沒有直接聯系，但卻常能采取一致的態度。他們對于“現代評論派”、“研究系”以及北洋政府的“并肩作戰”，已經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精彩一幕。不過《語絲》作為一本同人雜志，《語絲》同人又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學共同體”文體意義是什么意思，所以如何組織、如何編輯、如何經營，甚至如何處理對內(比如與出版方北新書局)對外(比如與“現代評論派”的“作戰”)的關系，實則與《語絲》在文學史上創造的論爭以及文體的“實績”相表里。倘若考慮文本內外的通透關系，一個潛在的“語絲社”在其間發揮的作用也就應當被充分估計。

　　就《語絲》而言，是“先有雜志，后有社團”。然而，并非所有雜志都能形成社團，更非所有雜志都有文體追求。具有自覺的文體意識，并且的確能夠在文體上有所成就的雜志，在現代文學史上可謂“鳳毛麟角”，而《語絲》正是其中一家。“語絲體”出自孫伏園的觀察記敘文還有什么文體?！墩Z絲》一周年時，他發表《語絲的文體》一文，提出“《語絲》并不是初出時有若何的規定，非怎樣怎樣的文體便不登載。不過同人性質相近，四五十期來形成一種語絲的文體”。兩期后，周作人做出回應。又過了3期，林語堂也參與了討論文體意義是什么意思，提出“語絲文體之二大條件”，“主張《語絲》絕對不要來做‘主持公論’這種無聊的事體，《語絲》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論’、‘私見’的機關”，同時“我們絕對要打破‘學者尊嚴’的臉孔，因為我們相信真理是第一，學者尊嚴不尊嚴是不相干的事”?？梢?ldquo;語絲體”在《語絲》創刊一周年時就已經成為同人的共識，亦即“對同人特性的一次集體追尋”而其建設無疑正與所處的1920年代的中國文壇生態有關。尤其是在一種博弈的相互關系中，“語絲體”的風格日漸成熟。

　　孫伏園對于“語絲體”的發現是一種編輯的敏感，周作人與林語堂等人的討論大致可以反映同人的印象，待到魯迅做出“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評價時，則近乎一種史家的判斷了。“語絲體”上承“隨感錄”與“美文”的傳統，下啟“雜文”與“小品文”的格局?！墩Z絲》風流云散后，“語絲體”成為了一種“文學之正軌”，依舊影響著一個時代的文壇潮流與文學趣味。從《語絲》輻射出來的文學雜志，比如同時的《莽原》《未名》，此后的《駱駝草》，也都可以作為《語絲》的文學經驗在不同面向上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