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八種文體文體 英語

　　《說文解字本部》曰：“奏，進也

　　《說文解字本部》曰：“奏，進也。”即向皇帝陳述政見之意。“疏”分條陳述也，即所陳述之事須得邏輯嚴密條理清晰。所以奏疏就是古代臣子向皇帝呈事進諫的上行公文文體。它可以分為奏言（口頭）和奏章（書面）兩種形式古代八種文體。關于奏疏之名，不同朝代各有差異，但是功能和本質卻幾無變化。

　　本文是以西漢中晚期奏疏為研究對象，揭示其所蘊含的文學價值，及其對后世的深遠影響，以及奏疏的產生與其藝術特色。奏疏作為臣子下情上達、并且載之于書冊的公文文體，其出現必須是在文字和君主制國家產生之后。只有這兩者完全具備了，作為上行文體的奏疏才會真正形成。

　　劉勰的《文心雕龍奏啟》曰：“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可見在唐堯、虞舜的時代文字還沒有產生，下者向首領提出建議與意見，只能是通過面對面的口頭對話來進行，而不是以書面的形式陳奏于上，我們將這些稱之為“奏言”。隨著人類自我意識的不斷覺醒，和生產生活的不斷進步文字產生了。

　　但是只有符號載體，卻沒有特定的臣屬關系，奏疏文體依然無法確立。隨著人類生產的發展，私有制隨之而來，與之相呼應的階級關系也孕育而出。在此基礎上自夏代起，如典律制度、軍隊謀伐、城池修建等等，逐漸開始興起并完善。這些要素直接標志著國家的產生和君臣之間隸屬關系的確立。

　　只有這時奏疏文體產生的先決條件才得以齊全，正如李充所說：“在朝辨政而議、奏出。”這些早期的奏疏類文體，其特點就在于它不是由議政者自己撰寫，而是由史官將君臣的對話記錄成冊，所以它應當屬于早期的口頭形式的“奏言”范疇。例如《詩經》是“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之作。

　　首先第十五“國風”篇就體現了不同地域的生活習俗、社會制度。“行人”將自己所甄選的詩歌獻給天子，以助觀覽之時，不正是在傳達著下情上達、以諫君行的精神嗎？《詩經》的采集制度以及“史官”的呈奏之意，都對奏疏的產生有一定的影響。其次奏疏作為諫君之作，諷諫精神實為其核心。

　　《詩經》的諷諫意味也非常濃厚，這種諷諫精神的共鳴，體現了奏疏作為上行文體，所蘊含的委婉而又耿直的情思。而且后世之人，也多在奏疏中引《詩》說理或借《詩》以諷諫，足可見《詩經》諷諫精神以及現實主義藝術手法的深遠影響。

　　“雅”和“頌”與奏疏也有密切關系，如“雅”與奏疏的作者、受文對象、文體特點與風格都有密切的關系。而“頌”對祖先的歌頌、國家的贊美，與后世奏疏中臣子對天子的稱頌、諂媚可謂一脈相承。最后《詩經》賦、比、興的藝術手法，對奏疏的寫作也產生了極大地影響。

　　如“賦陳其事以直言之者”的賦，便與奏疏中忠言諍諫、直入主題的藝術手法一致。尤其是“興”因為其帶有委婉含蓄又引人入勝的特點，所以多被諫者所采用，又如劉向《條災異封事》多是借上古賢圣與暴君的對比來勸諫漢成帝，希望他能重賢任能肅清朝綱。所以說《詩經》的藝術精神與創作手法，對奏疏公文文體的形成影響巨大。

　　至春秋戰國之時社會進入大變革大動蕩的時代，各諸侯國招賢納士、交往頻繁。有識之士對上可以直抒胸臆、廣諫良言，學術思想異常活躍，“百家爭鳴”的局面也逐漸形成。這些都為公文文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如《左傳》“宮之奇諫假道”，全篇言辭懇切，哲理色彩與諷諫精神貫穿全文。

　　唯一遺憾的便是這些都是由史官記錄而成的“奏言”。戰國之際奏疏類公文文體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創作上都開始進一步發展形成。首先在理論構建上，《荀子非相》曰：“故人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謀救是也。”

　　可見《荀子》將公文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上啟下的下行文，稱之為“政令”，另一類便是下情上達的上行文，稱之為“謀救”。“政令”與“謀救”兩種文體，表明至少到戰國中期，對于君臣之間公文性質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分類。其次在藝術創作上，出現了如樂毅的《報燕惠王書》、范雎的《獻秦昭王書》、范蠡的《向勾踐上辭別書》等。

　　這些著作言辭委婉而又雄辯令人折服，實開“奏章”之先河。下至秦代《秦律內史雜》說：“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即臣下有事奏于君主，不能口頭請示也不能找他人代請?？梢娭燎貢r奏疏文已經嚴格確定了其書面形式文體 英語。秦代最著名的奏疏文莫過于李斯的《諫逐客書》，在奏疏文體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文選》“上書”類首選的便是此書。隨著公文文體的不斷成熟，到了漢代僅用“上書”來概括一切公文文體，已經不能滿足朝廷的需要，所以漢代制定禮儀，將“上書”分為章、奏、表古代八種文體、議四類。可見人們對于公文文體的認識不斷的細化。這也成為奏疏文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

　　西漢奏疏的創作也是華章竟現，如漢初著名的奏疏篇章有賈誼的《論積貯疏》、《陳政事疏》、晁錯的《論貴粟疏》、《言兵事疏》文體 英語、《守邊勸農疏》、枚乘的《上書諫吳王書》等等。這些奏疏情篤意切、觀點鮮明、莊重典雅。因此我們說真正的書面形式的奏疏，形成于春秋戰國之際，至秦漢則定性成熟、蔚然大觀。

　　奏疏作為上行公文，具有其自身獨特的藝術特色：第一理論精當、追求實用。作為供特殊個體閱覽的文體，其在立意、行文、言辭上就有了更為嚴格的要求。首先臣子向君主提出自己的見解，必須注意邏輯的嚴密性和論點的突出性。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君主認為其言之有理，并且獲得君主的肯定和贊賞。

　　如晁錯的《論貴粟疏》，針對漢初農業生產薄弱、糧食貧匱、社會不安的時弊，作者鞭辟入里的向君主提出“貴粟”的建議，可以說是從根本上抓住了社會矛盾的根源所在，并由此展開層層論述，希望君主能夠以農業為本、以糧為貴。而且作者論證邏輯嚴密、分析透徹，頗具縱橫恣肆之風。

　　文章開頭便以圣王之世的百姓富足，與當今天下“觸及未及”作比較，在對比剖析中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即統治者應該重視農業、貴于愛民。同時作者針對當時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敢于直言揭露。他說當今的統治者“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的話，表現了晁錯對百姓的關愛之情以及對國家社稷的強烈情感。

　　第二旁征博引、富于理性。奏疏呈于君主，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君主能夠自我反省，施行自己的主張，所以，在提出鮮明的論點之后，就要層層剖析，旁征博引，通過引經據典，寓史于事，以史為鑒，這樣不僅使得文章議論更加具有深度，而且也可以使自己的論據更加豐富、富有理性，從而達到說服君主的目的。

　　如賈誼的《論積貯疏》一文，針對漢初社會凋敝，饑饉遍野，物資匱乏的現象，提出應重視農業，增加積蓄，以備萬難之境。針對問題，作者開篇便引述管子之語“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賈誼借先哲之語來表明農業積蓄的重要性，較之自己直抒己見，更加容易為帝王所接受。

　　善于旁征博引、引類譬喻，成為奏疏的重要藝術手法。第三注重文辭、以情動人。因為奏疏是由皇帝觀看，所以在下者行文之時，一定要注意言辭、語氣的使用，尤其要避開君王的忌諱，切不可觸之龍須。語氣謙和委婉、言辭典雅，才能更容易被帝王賞識，且字里行間深切的忠君愛國之情必不可少。

　　只有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才能成功地說服君主。在行文中引用典故，不僅可以增加文章的氣勢，而且可以使文章的辭采顯得更加典雅醇厚。如賈山的《至言》多引《詩經》之語，“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借《詩經》之言以明理，使文章顯得言簡意賅而且極富哲理。

　　在封建主義社會，皇帝高度集權，作為臣下其責任便是對國家的施政大略、民生百態、軍機要務等，各項事宜的實行向君主提出自己的建議、意見。因此奏疏變成了君臣之間聯系的紐帶。一方面它作為上乘之作，辭章雅麗、富于理性思辨色彩便成為其重要的特點；另一方面由疏觀人，奏疏也成為君主體察臣心、加強統治的重要工具。

　　所以歷代統治者和文人都非常重視對奏疏的研究、保存。奏疏也因而成為公文文體中重要的一種。“奏疏”文體源遠流長，探尋其產生源頭與發展歷程，對我們了解中國古代文體的演變與成熟機制，以及奏疏與其他文體的關系都有莫大的幫助。通過分析奏疏文體的藝術特色，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了解奏疏文的價值與意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