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部工作設想簡短語篇類型和體裁

　　一直以來，我對徐賁很關注，除了工作往來的緣故，更多的是因為我們都關注公共生活的構建

　　一直以來，我對徐賁很關注，除了工作往來的緣故，更多的是因為我們都關注公共生活的構建。在“公共生活”的視野中，他先后出版過《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是每個人的副業》、《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等論著。我認為，如果說這些論著是關于“公共生活”的“認識論”的話，那么他的新著《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則是關于“公共生活”的“方”。換句話說，作為公民，如何通過學習公共說理，來有效地參與公共生活的構建。

　　公共生活的范疇很大，有形的、無形的，物質的、精神的，徐賁的“公共說理”更多側重公共生活中的公共話語空間，而這是目前中國公共生活的“重災區”之一。相關案例很多，遠近都有，遠的如這兩年屢見不鮮的“微博對罵”、“微博約架”，包括 “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合流”（李澤厚語）下的眾聲喧嘩。

　　就近的例子，比如就轉基因食品問題，、崔永元利用微博進行的多輪“激戰”。當事雙方“嘴仗”一度升級，圍觀者更是群情激奮，由于二人都有忠實粉絲，演變為上千萬粉絲的“混戰”，喧嘩不止，粗鄙之語不絕于耳，暴戾之氣彌漫網絡。

　　最新進展，是海淀法院已經收到（原名方是民）訴崔永元名譽權糾紛案的起訴狀，且已對該案進行立案審查。法律的歸法律，說理的歸說理。是知名的科普作家，崔永元是知名的電視主持，兩人辯才素有聞名。孰是孰非，自有公論，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細節，兩人在“辯論”中談及“語言與邏輯”，并將此作為科普是否有資格的一個重要標準。

　　“語言與邏輯”，就是“表達與思維”，其實點中了公共說理的關鍵，按照徐賁的解釋，“說理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公共話語特征的思維與表達形式”。

　　當下的公共說理文體部工作設想簡短，面臨嚴重的危機：本該是理性的話語表達，卻變成粗鄙之語，本該是基于邏輯推論的思維方式，卻讓位于蠻橫的暴戾之氣。

　　動輒戴有色眼鏡，貼標簽，戴帽子，往往容易忽視問題本質文體部工作設想簡短，流于爭吵乃至對罵的表面，不管什么議題，到最后一地“五毛”，漫天“腦殘”，不了了之文體部工作設想簡短。

　　基于這種“公共說理”的生態，無疑，徐賁的《明亮的對話》更顯珍貴，尤其是在“培養有效思維”，“學習理性話語”方面提供的方法與思維。

　　徐賁認為，霸氣、含混、反邏輯、少理性的語言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邏輯，尤其是形式邏輯，只是公共說理的最表層部分。”

　　比如，不久前在關注一位中國礦業大學被稱作“學神”的學生，據媒體報道，“他說他從小就知道學習的重要性，所以讀書時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知道學習的重要性”和“讀書時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存在必然的因果邏輯關系嗎？前者或許是后者的必要條件，但絕不是充分條件。

　　不少孩子也“知道學習的重要性”，成績卻未必如意，而讓“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的原因很多，也許并無興趣，完全是父母逼出來的。

　　在《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一書中，徐賁把謬誤分為三種，情緒性謬誤、形象性謬誤和邏輯性謬誤，而這個“學神”的例子是屬于“邏輯性謬誤”，劃為“推不出”的一種，即“邏輯跳躍”。

　　這十八講中語篇類型和體裁，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徐賁所提出的兩種“提防”，一種是提防“邏輯謬誤”，一種是提防“宣傳手法”。

　　關于“邏輯謬誤”，他提出了五種，分別是過度簡單化、浮泛空論、循環論證、虛假兩分法、無憑據推理。

　　關于“宣傳手法”，他提出了十種文體部工作設想簡短，分別是人云亦云、謾罵文體部工作設想簡短、偏見、勢利語篇類型和體裁、老百姓的話、吹噓、“科學”根據、證詞、恫嚇戰術、株連。另一個角度，宣傳主要分為商業宣傳和宣傳。

　　面對這些“邏輯謬誤”與“宣傳手法”，徐賁專門介紹了“圖爾敏論證模式”，利用主張、保證、論據、支持、語氣和反駁六個環節，來辨析與提防。

　　不過，邏輯推論需要訓練，不斷訓練，內化為一種文化教養，練就提高判斷能力的雙眼，穿越謬誤，穿越迷霧。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馬少華曾提出“時評是公民表達的實用文體”，并不遺余力地推介“觀點表達”與“說服方法”，其實這也是“公共說理”的一種有益實踐。

　　《有效思維》是英國邏輯學家L.S斯泰賓寫的一本小冊子，寫作的動機就是“英國人士不講邏輯的。”

　　L.S.斯泰賓說：“我堅信，一個的民族極其需要清晰的思維，它沒有由于無意識的偏見和茫然的無知而造成的曲解語篇類型和體裁。我們在思維中的失敗有時候是由一些錯誤造成的，而如果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些錯誤是如何產生的，則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本來是可以消除這些錯誤的。”

　　《有效思維》一書是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牽頭翻譯的，徐賁的疑問是“憑呂先生的見識和文字、邏輯思考功力，憑他對中國無效思維的深刻觀察和沉痛感受，他為什么不自己直接為中國讀者寫一本關于有效思維的書，而偏偏選擇翻譯呢？”

　　我曾在《一個評論員的“秘密書架”》一文中對《有效思維》大力推介, 其實我也有和徐賁同樣的顧慮：“有效思維”的觀念適合中國語篇類型和體裁，但書中的例子并不適合中國人閱讀。

　　關于“有效思維”，不得不談到殷海光，他在《邏輯引論·怎樣辨別是非》中曾提出：“個別經驗的知識不是有效推論的保證，邏輯規律才是有效推論的保證。”“真假系統與對錯系統各自成一系統，不相影響。”當下的問題卻是“事實”與“看法”經常被搞混，并且缺乏“說理評估”。

　　這兩年也有一本暢銷書，叫《羅伯特議事規則》，提出一套規定細致、行之有效的議事規范。在美國，這套規范通過一系列的程序，使各種意見有條不紊地表達出來，用規則來壓制沖動文體部工作設想簡短，找到求同存異的地方，然后按照規則表決。

　　問題是，“議事規則”無法解決當下公共生活的種種危機。原因就在于，公共話語空間的構建，一靠議事規則，二靠文化教養，當很多人還缺乏規則意識的時候，似乎啟蒙一種文化教養更合適一些。

　　當下社會對“公共說理”的需求前所未有，徐賁在美國大學教授說理寫作已有20多年，關于公共說理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盡管如此，我只能抱以審慎的樂觀，原因不在他，而在公共生活的積弊重重，難言樂觀。

　　哲學家羅蒂說，學校應該為學生提供兩種啟蒙（掃盲）教育，一種是“文化掃盲”，另一種是“批判能力掃盲”，公共說理應該是兼及文化與批判能力的一種教育。

　　圖爾敏是英國哲學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種可以用來說明說理特性的非形式邏輯論證模式。包括主張、保證、論據、支持、語氣和反駁六個部分。可用以避免自身，或發現他人在說理過程中的某個或某些環節出現問題或謬誤。

　　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曾經在總結歷史教訓時說：“當一個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對于任何一種權威來說，喪失信譽的后果是嚴重的，民眾不再相信一種權威，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

　　美國知名律師邁克·戈德溫在1990年時提出，當一個對立的討論不斷延展時，參與者用納粹或希特勒來類比對方的概率會趨于1，也就是100%，簡直沒有例外。這個法則先是用于在線辯論，現在也用于一般的辯論。

　　徐賁一如既往地使用輪廓分明的語言，細致準確地分析饒有意味的生活現象，不斷重申人之為人的尊嚴與價值，也不斷修正、拓展、磨礪著我們——他的讀者的理性。他所有文字，都蘊藏著動人的公共關懷。我們都能在他平直、冷靜，同時有精巧的理論支撐的言說中，感受到他對建設有尊嚴的公共生活的內在熱情，感受到他構想合理社會秩序的精神力量，以及他描述理想的“人”時的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