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應回答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

　　圖為電視劇《獵狐》劇照。

　　44集電視劇《獵狐》正在北京衛視、東方衛視播出。8年追逃鍥而不舍，觀眾一路跟隨，一路驚心動魄。塵埃落定時，人們為法律和正義的彰顯而欣慰，也為其所透視的人性和人心而深思。其中就蘊藏著創作者的苦心勸誡，“人生不是一場豪賭，在有些問題上來不得半點含糊。”

　　《獵狐》以公安部“獵狐行動”為背景。2014年以來，“獵狐行動”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抓獲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緝捕“百名紅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追回贓款達100多億元人民幣。震撼的數字投射在故事里，使藝術的探針不斷下潛。《獵狐》專注講鮮為人知的經偵故事，在戲劇的張力、人性的弧度、闊大的格局等層面立意開掘。

　　關于《獵狐》的字里行間、臺前幕后，總編劇趙冬苓娓娓道來。

　　生活是劇本的根

　　跳出“獵狐”寫《獵狐》

　　記者：《獵狐》取材真實案件。“獵狐行動”公眾知曉度高，案件素材眾多。您如何介入和把握這個題材？

　　趙冬苓：《獵狐》是檸萌影業熱情邀請我創作的。我本人對經濟活動一竅不通也不感興趣。但作為一名在劇本創作領域耕耘30余年的老兵，迎接挑戰、絕不認輸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我保持創作活力的訣竅所在，所以我接了。

　　接受邀約后，我做了大量案頭工作，從對股票完全陌生到對股市游戲規則略知一二，經歷了艱苦的學習。比方，根據這個題材的要求，翻閱了大量案例，制片方也給我提供了一些書面的材料，越看壓力越大。后來我又到公安部和地方公安機關深入生活。我一直相信，對于一個編劇，無論創作何種題材，深入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你去到那個地方，見到應該見的人，哪怕實際納入劇本的東西不多，仍然會感到踏實，感覺劇本有了根。

　　記者：經偵題材、真實案件既是《獵狐》的“看點”也是創作“難點”，十分考驗編劇講故事的能力。《獵狐》如何從生活真實走向藝術真實？如何尋找與觀眾的共鳴點共情點？

　　趙冬苓：我到公安部采訪的時候，曾經和經偵局相關負責人深入交談，有兩句話至今記憶猶新。第一句是要跳出“獵狐”寫《獵狐》。不能只寫公安干警如何抓人，而要寫我們國家多年反經濟犯罪的斗爭。這就把創作的疆界大大擴展了。第二句是創作不能只寫公安干警，對犯罪分子也應當寫，把每個人面對誘惑如何陷入困境不可自拔的過程寫好。這兩句話是我創作《獵狐》的指導理念。

　　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人性面對金錢的誘惑表現出來的脆弱，發人深思。改革開放特別是股市開放以后，各色人等面對經濟潮水沖擊的表現，是我在《獵狐》中著力去寫的。所以，寫經濟大潮中的人生百態，是我們的創作主旨。也希望在這個意義上引起觀眾共鳴，從中認出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下，劇中人面對的考驗，每一個觀眾都可能面對。聽到許多觀眾在說，劇中人做過的事情，他們也做過。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共鳴共情吧。

　　記者：的確，這個故事最牽引觀眾的就是人物的選擇和命運。圍繞“獵狐”這條主線，公安干警、犯罪分子、各色人等漸次登場，人性的變化、社會關系的復雜逐漸呈現。《獵狐》人物刻畫的著力點是什么？如何捕捉人物的典型化特征？

　　趙冬苓：對劇中人物，我把他們放在經濟大潮來襲的大環境下，饒有興趣地觀察，一個個出身、經歷、所處環境不一樣的人如何表現、如何嬗變。

　　如果要問著力點是什么，只有兩個字：困境。劇中每一個人物，包括男主人公夏遠都有屬于自己的困境。有的人陷入困境，不可自拔，就一步步陷了進去，遭遇滅頂之災，比如楊建群；有的人在困境中不斷升維，提高自己，開闊眼界，一步步成長為警界英雄，比如夏遠。給每個人物設置屬于其個人的困境，并寫好他們如何應對，就是我全部的創作任務。

　　不滿足于寫快消品

　　千難萬難也要抵達應許之地

　　記者：《獵狐》中人物的困境實質是正與邪、情與法、欲念與規則、現實與理想的激烈較量。這當中既有對于人性的思考，也有對廣闊社會的觀照，符合現實主義創作的要求。

　　趙冬苓：我們的創作實踐面臨一些挑戰，許多創作人員碰到重大題材繞著走，寧可去寫家長里短。在我看來，一個有抱負有追求的作家，應該對社會對歷史有觀照，回答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才可能讓作品有真正的審美價值、認識價值。觸碰真正的社會現實，作品才能留得久一點更久一點，給觀眾留下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對我個人而言，創作中不管有千難萬難，總能找到抵達目的地的方法。這是我的志向所在，也是我的自信。之所以這樣，因為我在作品中要傳達積極的、正面的價值，與我們倡導的主流價值一致，所以總能找到適當的表達方式。過程可能艱難，但抵達了應許之地，自我實現的愉悅也是創作一般快消品所沒有的。當然，我也呼吁大家以更大的文化自信，創作社會關切的重大題材。

　　記者：《獵狐》之外，您還有多部法治題材的作品，比如電視劇《因法之名》《冷案》、電影《激情辯護》等。法治題材是近年影視創作的熱點，《破冰行動》等改編自真實事件的作品受到觀眾好評，也有一些作品被批評不專業、不真實。法治劇創作如何處理真實事件、藝術表達和觀眾期待之間的關系？

　　趙冬苓：法治題材是我的熱愛。提高法治題材作品的創作質量，從創作者的角度講，就是要研究法律、懂得法律、尊重法律。我們目前的創作中，觀眾經常詬病所謂的職場劇、行業劇，只是披著職場或者行業的外衣談戀愛，我戲稱是“換個地方談戀愛”。《獵狐》其實也是一部行業劇、職場劇，我們可能有很多不足，但盡可能做到專業，做到劇中人的精力都在自己的專業上，戀愛不是沒有，但絕不是故事的重點。

　　記者：除了原創劇本，您改編過文學作品《紅高粱》《葉落長安》，您的中篇小說《八路牛的故事》曾被改編為電影《斗牛》。在您看來，文學性是不是成就好劇本的要素？如何發揮好劇本在影視產業鏈中的作用？

　　趙冬苓：當然。無論原創劇本還是改編劇本，文學性都是好劇本的生命力所在。

　　據我所知，在影視業成熟的國家里，劇作中心制已經成為通行的創作方式，許多創作團隊都是編劇擔任制作人。我樂觀地預測，隨著中國影視市場的成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編劇制作人團隊出現。

　　《 人民日報 》（ 2020年05月07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