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履謙88歲學會用微信 一生就做兩種事：學習和實踐

8月下旬。北京航天科技大廈。

離約定的采訪時間還有幾分鐘。記者們都在擺弄自己的手機。只見坐在桌子對面的93歲院士張履謙，也拿出自己的手機，聚精會神地看著，并不時地用食指劃動屏幕。知他有些耳背，我便大聲對他說：“張院士，您是在看微信嗎？”所有記者的目光都聚焦在張院士的手機上。

“是的，我是在看微信。”張院士平靜地回答。

“那您發微信嗎？”

“發，每天都發。從2014年2月14日起，我每天都發，沒有一天停過。”

每天早上，他要把收到的新聞整理一下，挑出重點，或者把與他所從事研究領域相關的內容摘出重點，發到朋友圈。

張院士大約是在88歲時學會使用微信的。這么大年齡還學新“技能”，張履謙有別于常人。他坦承，一輩子就做兩種事：學習和實踐。

服從分配

學習伴隨了張履謙一輩子。

1951年，他從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后，被分配到了軍委通信部雷達處。那一年他25歲。部長拍著他的肩頭說：“小伙子，以后全軍的雷達就都交給你管了。”他一愣，自己并不了解雷達，必須學習啊。

那時的張履謙一切服從國家的需要。他在1948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愿為天下勞苦大眾犧牲自己的一切。分配到軍委后，他就開始學習有關雷達的知識，業余時間經常是屬于雷達的。經過12年的刻苦努力，他攻讀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編寫的英文全套28冊《雷達叢書》，為他從事雷達工作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張履謙說：“我的一生都是組織上怎樣安排我就怎么做。”

正是在服從分配的任務中，張履謙邊學邊干，而且干出了名堂，成為一名中國工程院院士。

干出名堂

學習之后就得在實踐中應用。

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為割斷志愿軍的供給線，派B-29飛機在鴨綠江沿岸狂轟濫炸，并施放電磁波干擾，使我軍雷達不能發現目標，難以引導空軍作戰。張履謙奉命赴前線解決雷達抗干擾問題。經過研究，他采用了雷達收發設備同時快速變頻、使用瞬時自動增益控制和多站雷達交叉定位等措施，有效地解決了抗干擾問題。

在當時戰地器材極缺的情況下，張履謙采用罐頭盒制作電容器、用拉桿麻繩作聯動裝置，制作了雷達收、發設備同步跳頻裝置。這種裝置雖然簡陋，但能夠解決問題，至今依然是各種現代雷達抗干擾的基本手段。

張履謙在雷達接收機上加裝瞬時自動增益控制電路，防止強干擾掩埋弱信號，提高了雷達發現目標的能力。他利用多站雷達測得的干擾方位角，以幾何定位的原理測得了目標的坐標。

學以致用，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是張履謙成長的“訣竅”。

實踐成長

1957年，張履謙被調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參與了中國航天事業從無到有，由大到強的奮斗歷程。他和同事邊學習邊實踐，成功仿制出邊掃描邊跟蹤體制的導彈制導雷達——紅旗一號。

1962年，在我國“兩彈一星”研制的關鍵時刻，美國U-2高空偵察機頻繁進入我國領空刺探軍事情報，并攜帶干擾機干擾我地空導彈雷達站，張履謙向軍委總部出謀獻策，并親臨改裝雷達，研究擊落美國U-2飛機。

倚仗著飛得高和遠，U-2飛機在中國領空大搖大擺四處拍照。摸清了它的航路后，中國導彈打下了一架。而后美國人在U-2上安裝了電子接收機，中國雷達一開機它便溜掉了。為此我方采用開機迅速打的“快打近打”策略，又先后打下了兩架。之后U-2又帶了干擾信號發射裝置，發射假信號，使我們的雷達誤判、導彈偏離軌道。我方又通過改變雷達體制和加強抗干擾技術，打下了美國第四、第五架U-2。再往后，美國U-2就不敢到中國大陸來了。

也正是在與U-2斗智斗勇的過程中，張履謙與同事使中國的紅旗一號雷達發展到水平更高的紅旗二號雷達，批量裝備了部隊，成為我軍主戰裝備，之后又研制了多種先進雷達，推動了我國雷達技術的發展。

功勛卓著

20世紀70年代末，張履謙領銜研制我國通信衛星工程中的微波統一測控雷達系統和超遠程引導雷達。在高端儀器缺乏、器材無法引進等困難條件下，他與同事自力更生，研制出了全部國產化的設備。

他還參加了我國氣象觀測衛星、通信廣播衛星、對地觀測衛星、導航定位衛星、數據中繼衛星等研制，是中國第一代衛星導航系統的策劃者之一。1984年，他和國內專家一道，提出在我國建立雙星定位系統（即北斗一號衛星導航系統）的建議，得到了中央批準和實現，揭開了我國建立北斗導航衛星系統的序幕。他還是最早向國家提出建議中國建立載人航天、空間站工程的科學家之一。

張履謙為我國的雷達技術、電子對抗事業、空間技術和航天事業，作出了顯著成績和重大貢獻，聶榮臻元帥曾贊譽他是“國防科研戰線上優秀技術指揮員的代表”。（記者 李大慶）